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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依其“以制解经”的政治解经学，[29]所谓公羊家所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王道通三”，即意味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30]王道政治即内涵是这三重合法性，即“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古今中外的一切合法的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缺一不可。三重合法性之间相互制衡，不可使任何一重合法性独大，以侵害排斥其它合法性，从而使各种合法性在相互制衡中各自实现自己而相互保持中和状态，此之谓“政道制衡”。而西方民主政治乃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人民主权具有最高的、唯一的、绝对的、不可让渡的合法性，因而在“政道”上是不可制衡的。至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只着眼于具体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仅可谓“治道制衡”。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具体落实是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31]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是最为完善的政治，亦不能成其为当大儒学的新外王，王道政治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蒋庆认为新儒家经由“良知自我坎陷”而曲通外王的新方式难以成立。首先，依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新判教”，寻求心性儒学开出新外王的要求本身就是违背心性儒学之本性，窒息了心性儒学的生命力。意欲本心性儒学开出新外王，即便是曲通也同样延续了传统儒学由内到外的体用关系的线性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则会以“作为本的心性来化约作为末的外在世界的独立性，以生命来涵摄整个世界。”[32]其次，由于新儒家判心性儒学为正宗，而忽视了政治儒学对内圣与外王关系的理解。荀子尝云：“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为天下之极矣。”[33]梁启超先生认为，荀子这里说的圣和王，即是内圣和外王。尽伦是个人生命修习、锤炼所成就的理想人格；尽制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造就礼法制度。一个人只有同时达到这两种要求，才成就完美的理想人格。内圣和外王之间并没有体用因果关系，而是平列对等关系，即内圣外王是指内圣和外王，而不是内圣而外王，或者内圣通外王。惟有这种对列式结构化思维方式，才能保证社会政治领域的独立，为之保留按其自身逻辑运作的空间，才能为儒学开出新外王准备前提。[34]最后，蒋庆认为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是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误用。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种新鲜活泼的生命境界：“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有发而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致良知乃是“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从兄便是悌，事君便是忠。”[35]牟先生是从西方哲学“理性”的概念来把握良知，将新鲜活泼的生命境界还原为僵死的概念环节。牟先生所理解的致良知是，“就在‘致’字上，吾人不单有天理之贯彻以正当此行为，且即于此透露出一‘物理’以实现此行为。是以在‘致’字上，吾人可摄进知识而融于致良知教义中。要致良知，此‘致’迫使吾人吸收知识。”[36]新儒家并没有突破内圣外王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 蒋庆认为，新儒家凭借西方哲学之新资源，以西方哲学之概念系统来“格义”中国传统儒家，既糟蹋了西方哲学也无助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且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将传统儒家的实践性格一并丢掉，流连忘返于概念系统的构建，甘心儒学沦落为哲学上的一个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只想争得一个学术上的合法地位而已[37]。传统儒家的实践性格讲究修心养性的实践功夫，而不注重概念体系的构建。孟子讲“求放心”，即人之善端为人之所固有，虽然有时被蒙蔽而陷溺，但只要经过反身而诚的工夫，就能找回本心，尽心则知性、知天。王阳明云：“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善便存，恶便去。”[38]致良知就是当下呈现人之本心中所固有的是非善恶之端倪，并能自然的推己及人。致良知不是概念推演出来的，而是当下不假思索自然生发，大化流行的天道性理难以为概念体系所笼罩。熊十力曾对冯友兰道：“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 [39]良知是本体，致良知即工夫。修养工夫要在对天道性体的体悟、会通，在修养中挺立自身的价值基础，承接儒学之慧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而且衡之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传统，心性儒学之工夫论还具有心理治疗的作用。[40]新儒家为解决开出新外王的纠葛，把心性儒学的工夫论转换为僵死的理论体系的概念环节，打落了心性儒学的根本所在。这里有一个吊诡：新儒家意欲从心性儒学开出新外王，以挺立儒学，结果却是使儒学丧失了自性——修养工夫的实践性格——沦落为西学之附庸。[41]因此，当我们借助西方哲学资源来格义中国传统儒学时，不得不小心翼翼，须知心性儒学之实践性格乃是造就圣贤人格—个体成圣成德，以担当中国民族文化生命，而不是培养在西方哲学概念中沉潜涵泳的现代学究。 蒋庆从儒学内部对新儒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指出了新儒家的两大致命缺陷，即一方面新儒家以心性儒学来涵盖整个中国儒学，滑入了文化简约主义的泥潭，无视儒学中的政治儒学一脉；另一方面新儒家本心性之学开出的新外王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科学，同样没有发掘中国儒学传统中的政治智慧。蒋先生在对新儒家的批判思考中，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智慧，明确政治儒学自身就能够开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任何形式的偏离、抛弃自身文化传统的西化，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惟有深入发掘自身文化传统，在传统中创新政治体制，才能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挺立国民的价值理性，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