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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悠久历史的社会发展中放射出睿智而璀璨的光芒，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正是中西方悠久历史中政治思想的两座巍峨的灯塔，照亮着东西方历史不断前进！让我们走进他们政治思想的深处，体验他们政治思想博大而精深的内涵及超脱时空的共鸣。 一、“人性本恶”的理论是他们政治思想的共性 韩非子（前281年—前233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连父母亲人之间都是如此。“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至于君臣之间更是毫无情义可言，“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君臣之间的利益相反，臣下对君主不可能绝对的效忠，有利益则服从，没有利益就会弃君主而去。所以，君主应当运用法律、阴谋权术、权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要严刑峻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才能保证君主利益不受侵犯，即“法审则上尊而不侵”。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基雅维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通过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社会秩序。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认为上位者应当不择手段获得并巩固政权，如谋杀、欺骗、无德而称功、嫁罪于部属，只要合于时宜，都无所不可。君主应尊重的不是道德，而是谨慎，不是光荣，而是权力。“因为爱戴是由各种义务之链条来维持的。人类是自私的，一到合于他们打算的时候，这链条可以随时断坏，但恐惧由于害怕惩罚而存在，用无一失。”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因为不做坏事甚难救国家。他可能发现有些看来道德上的事，做来只会使他垮台；有些看来是坏事，做来却大大可以增加他的安全，使他得福。” 马克思曾对《君主论》进行评价：“马基雅维利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而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这就是他进步之处。因而，不管韩非子也好，马基雅维利也好，他们都认为运用政治权术进行统治是势所必然。“君主应当具有狮子与狐狸的双重性格。狐狸能识别陷阱，而狮子能抵御豺狼的攻击。”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君主在管理上应该仿效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韩非子则主张君主“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君主隐藏自己的好恶，才会得见臣下的本来面目；抛去旧有的成见，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才会让臣下各守其职。“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韩非说，老虎称霸山林，靠什么？靠爪牙。君主统治人民，靠什么？靠赏罚。“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同时，韩非子以“法”、“术”、“势”三位一体构成宏大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的基础。 二、加强中央集权是他们政治思想的精髓 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面对春秋战国割据混战局面下的争霸战争，韩非子认为要加强君主权力，主张中央集权，才能“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