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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对内开放”的意思已经豁然：儒学之“开放”（以及一切学术之“开放”），必须对民众开放，对社会开放。那种绝缘于大众传媒、循环于精英圈内的儒学（或学术），那种关在象牙塔内自我放大的儒学（或学术），也恰如文化之树上的花朵，恐怕离地太远，也就永不结果，纵然是孤芳自赏，也不过隔日黄花！ (作者：何光沪) 结语：天与人 上文的结论十分清楚：儒学何处“返本”？一向上，返归春秋以前的天帝观或天道观；二向下，返归民心深处的宗教性或超越性。儒学如何“开新”？一对外，对基督教神学和西方传统思想开放；二对内，对民众心智和社会生活开放。 “天道远，人道迩”，这句话，国内学人说得太久了，几乎成了近观而不远望的遁辞。我们应该想一想邵康节的这句话：“欲知物，不可不知人，欲知人，不可不知天。”我们应该听一听索尔仁尼琴的这句话：“二十世纪的首要灾祸，是人类忘记了上帝！”“华夷有别，中体西用”，这句话，国内学人说得太多了，几乎成了保守而不变革的托辞。我们应该看一看：“上帝”二字之所在，正是古代中国的甲骨文，正是今日北京的祈年殿。我们应该背一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类因此“习相远”而“性相近”。 人类文化好象一小片竹林，那些黄绿参差、并立竟长的竹枝，有一条相互连接、向往蓝天的共同的老根！ 注释： 1、动物性即自然属性所造成的，乃是自然现象而非文化现象。这正是（比如说）夸大性和生殖或食和物质的需要在文化起源中的作用的庸俗泛性论或庸俗唯物论的根本错误所在。 2、参见美国社会学家P.贝格尔关于人的“非特化性”对社会文化产生的作用的分析（见其著《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何光沪校，上海，1990）。 3、德国哲学家E．卡西勤阐明了人作为“象征动物”（或译“符号功物”）的特性（见其著《人论》，甘阳泽，上海，1985，以及《语言与神话》，三联，1988年）。 4、在这里，我觉得当代哲学应当努力去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目的因”学说包含的真理。如果说，柏格森哲学的“生命冲动”概念同古老的“动力因”学说有某种关联，那么，现代哲学从“意向性”到“超越性”的概念，是否也同古老的“目的因”学说有一些思想关联呢？ 5、借用荣格（C·Jung）的概念言之。 6、这三个概念——儒教、儒家（儒生）和儒学，在英文中常用一个词即Confucianism来表示。故易在西方学界造成混淆。因此，我建议：把儒教译为Confucian Religion,把儒教徒或儒生（历史上不信奉承各种宗教或“不信天”的人很难称为儒生）译为Confucians，把儒家（学派）译为Confucianist（School），而把儒学译为Confucianist Scholarship 7、参见《东方》杂志1994年第4期《中国宗教改革论纲》。 8、所以，所谓“对西语（如英语）学术界来说”的麻烦，原因仅仅在于把“儒”译成“孔”这一错误译法只相沿成习（因此我建议在译名上尽量作出区分）。不过也有例外，如最近我见到JohnD.Young所著的CofucianismandChristianity等书就把“儒术”译作Ju-shu，“儒门”译作Ju-men还有1993年12月出版的ChingFeng（景风）杂志内的ChineseGlossary也把“儒”译成，从而区分了“儒”与“孔”。 9、《约翰福音》1：1（据“现代中文译本”）。“道”即基督亦即上帝。我想借此机会修正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国宗教改革论纲》，载《东方》杂志1994年第4期）中的一个说法：因为以信仰对象为宗教名称并无不可（如“天主教”即是），所以拙文注①中‘正如我们不能把基督教称为“上帝教”或“圣事教”一样’一句，应予删除。不过，在那里，正如在这里一样，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宗教的名称应是历史上形成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流行而简明的。10、新的解释不切合原意但却可以接受的名词并不少见，仅就宗教名称而论，例如的Judaism,Hinduism,Taoism原意绝不仅指宗教，甚至Christanity亦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