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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综合结构是立足于某一学派，而把其余学派的思想吸收进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比如，西汉初期的陆贾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对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清净无为进行综合，主张“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新语·道基》）。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在更大的规模上对先秦和当时的各个学派进行了综合，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了儒家关于仁义的学说，墨家关于节用、节葬的主张，法家关于“法、术、势”的学说以及阴阳家的学说等等。汉代的黄老学派“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此外，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也是立足于儒学而对儒、道、名、法、阴阳等学派的思想进行综合。这种多元综合结构在汉代以后同样屡见不鲜。它是各种学派在互相影响、互相激动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的文化现象。 多元融合结构是指多种学派的思想不分轩轾、互相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儒、佛、道的逐渐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趋势。各种文化融合论也相继出台。南朝张融断言“道也与佛，逗极无二”（《门论》，载《弘明集》卷六）。他在临死前立下遗嘱：入棺后“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张融传》）。他把儒、佛、道的融合看作他的最高理想，至死不渝。唐代罗隐著《两同书》，融合儒、道，上卷五篇以老子的话作结语，下卷五篇以孔子的话作结语，“其说以儒、道为一致，故曰‘两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金代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提倡儒、佛、道“三教圆融”、“三教合一“、“三教平等”，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满坐谈开三教悟，一杯传透四时春”（《重阳全真集》卷一、卷十）。他进一步断定“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银树生三枝也”（《金关玉锁诀》）。这种多元融合结构也是儒、佛、道以及各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通过对学派的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学派共同创造的。它是具有多系统、多层次、多结构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有先秦形成的儒、墨、道、名、法、阴阳、兵、农等等，有后来形成的道教和传入的佛教等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由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同，各个学派及其思想的地位、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在秦王朝，法家思想被提到了首位；西汉初期，黄老思想被提到了首位；西汉中期，儒家思想被提到了首位；魏晋以后，形成了儒、佛、道既互相矛盾斗争，又互相吸收融合的基本格局。尽管各个时期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但有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即各个时期的文化都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甚至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孔学“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由于各种学派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多种色调，而不是只有儒家的单一色彩。如果把儒学看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那就不能正确认识孔子和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多种精神支柱。任何一个学派、任何单一的思想文化形态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梁武帝萧衍虽然“每敦儒术”，但与此同时，他又亲自撰写《老子讲疏》，阐述道家宗旨；他更是一个佛教迷，多次舍身佛寺，执役为奴，并通过多种途径大力提倡佛教，开创了南朝佛教的昌盛时代。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在作秦王时便留意儒术，但同时也尊崇佛教和道教。其他朝代的帝王在需要多种精神支柱这一点上是同萧衍、李世民大体相似的。封建统治者需要多种精神支拄，他们在中国古代各种学派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恰恰能够找到多种精神支柱。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明显事实。正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单一型的儒家文化，而是具有多系统、多层次、多结构的文化，所以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既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文化珍品，又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封建思想的网罗。这种封建思想网罗的存在，使中国人民长期受着精神奴役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谭嗣同要发出“冲决网罗”（《仁学·自序》）的呼喊的原因。 三、学派与文化观 众多学派相继出现，创造了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下，学派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甚至不能不显出某种畸形的、被扭曲的状态（自然科学学派极少，而解经注疏学派极多），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学派与文化的这种状况是同文化观密切联系着的。 任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物质条件是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前提，精神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文化观常常给予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以直接的影响。一定的文化观直接影响人们对学派的本质及其作用的认识，还直接影响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发展的具体方向。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是把学派看作政治的附属物，看作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它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学术上的谁是谁非，而是政治上的利害计较；不是让学派按科学文化本身的规律发展，而是用政治手段对学派进行控制。因此，正统观、一统观和钦定观成了这种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1．正统观。它不仅是封建王朝处理学派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古代一种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它实际上成了一种先验的原则，完全排斥或代替一切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让人们单凭正统与非正统的牌号去进行价值取舍。只要是属于正统的东西，不管如何荒谬也在拥护之列；只要是属于非正统的东西，不管如何正确，也在抛弃之列。历代提倡这种正统观的人很多。这里只想拿清代“理学名臣”熊赐履作例子。熊赐履曾撰写《学统》56卷，把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和朱熹9人列为正统，把孔子的学生闵子骞、子贡、有子及明代的罗钦顺等23人列为翼统，把孔子的学生冉伯牛、仲由以下到明代高攀龙等178人列为附统，把荀卿以下至王守仁等7人列为杂统（湖北丛书本只列荀卿与杨朱两人），把老子、庄子、墨子以及佛、道二教列为异统。他说，撰写《学统》，提出正、翼、附、杂、异五统论，体现了“生平卫道之苦衷”，希望通过此书使“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谛，开卷了然，洞若观火”（《学统》序）。他虽然提到五统，但实际上只承认一统，即把儒家学派奉为唯一的正统。他曾明确表示：“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同上）。这种正统观对学派的发展十分有害：（1）它使被封为正统的学派只注意保持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忽视学术上的进取，因此，一些所谓正统的学派往往成了官方的一块招牌和御用工具，走进了脱离民众、脱离现实、空疏僵化的死胡同。（2 ）它引起学派之间的无谓纷争，许多学派为争取正统地位而互相攻讦，难解难分，这同学术上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有本质的区别，属于学派之间的一种内耗，因而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3）它使处于非正统地位的学派得不到正常发展的机会，甚至受到残酷镇压，如吴起曾在楚国“破驰说之言从（纵）横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商鞅鼓动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南宋韩 胄实行“庆元学禁”，清初大兴文字狱等等。尽管这些打击、镇压学派的事件有很不相同的具体背景，但正统观在其中起了诱发的作用，则是大体相同的。 2．一统观。它同正统观是互相联系的。正统观要求确定某个学派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统地位，一统观则要求取得正统地位的学派成为全社会必须一致拥护的学派，要求把这个学派的思想作为统一全社会思想的标准。一统观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使学派达到某种实用的政治目的，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因此，这种一统观使学派的内涵受到严重扭曲，认为学派的任务不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让人们去接受或接近某种真理，而是提供某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去束缚人们的手脚。按照一统观的这种要求，必然要把某个学派的创始人及其思想提到特殊的地位，把它偶像化，甚至把它神化。汉代哲学家扬雄说：“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虽山川丘陵，草木鸟兽，裕如也”（《法言·五百》）。他在推崇孔子的同时，还美化“圣人之言”和儒家的经典，说：“圣人之言，天也，天妄乎？”（同上）“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法言·问神》）。他实际上是要把众说归于一统，即归于儒家的正统。抱着这种一统观看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设想，除了儒家学派以外，其他的学派还会有什么可取之处和存在的必要性。汉代思想家王符说：“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潜失论·赞学》），认为后人的最高任务就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合而为一，即用儒家的思想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清代理学家张烈说，朱熹的理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备，而要归于平淡切实”，认为只有领会朱学才能领会孔门儒学，“天下之欲学孔子者，舍是无由矣”（《朱陆异同论》）。他按照清王朝尊崇程朱理学的方针，主张用朱学排斥或替代其他学派。 3．钦定观。它不仅论证帝王干预文化学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成了古代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心理，认为只有经过帝王钦定的东西，或者完全符合帝王旨意的东西，才确信不疑，才算作正统，才能够作为统一全社会思想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钦定观是正统观和一统观的基础。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上，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帝王特殊论。帝王被各种各样的方式美化和神化，他的权位被认为由神所授，他的旨意被看作神的启示，被奉为金科玉律。帝王凌驾于全社会一切人之上，也凌驾于各学派之上。不能否认，有些帝王制定或推行过一些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的措施，有的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能够提出颇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对于某些帝王在科学文化方面起过的积极作用，自然应当客观而公正地作出评价。但是，帝王不适当地直接干预科学文化活动，钦定裁决具体的学术问题，这不仅同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相违背，而且会在思想领域内造成严重的后果，使人相信权力就是真理，权力能够代替真理，更使人不敢在帝王钦定之外大胆开拓新领域，探索新问题。于是，许多学派不得不躲进故纸堆。这是中国古代从事解经、注疏的学派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帝王的钦定起到禁锢思想的作用，从而在总体上导致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的下降。从处理学派之间的关系而言，钦定就是把某一学派树为正统，而打击非正统的学派。比如，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召集儒学会议，亲自对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的异同进行裁决，并以皇帝的名义作出结论，支持谷梁学派而否定公羊学派。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公羊学派有“新王受命”之说，对封建王朝不利。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集有“诸儒”、“诸生”和官员参加的会议，“讲议五经同异”，以皇帝的名义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学派的异同进行裁决，支持前者而否定后者，企图使以董仲舒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主的官方哲学重振旗鼓。如果说宣帝与章帝对学派的干预还算比较温和的话，那么清朝的雍正皇帝则特别严酷。他著《拣魔辨异录》，名为与弘忍和尚辩论，实则进行镇压。他把弘忍的著作尽行焚毁，勒令弘忍的弟子还俗或改宗。他又著《大义觉迷录》，专与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曾静辩论，结果对吕留良发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版。“象这样子，那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0页。）由此可以看出，帝王的钦定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思想禁锢，甚至是赤裸裸的镇压。这对学派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