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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 9岁即能作文诵诗赋。长大后博览群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深究。所学无常师，也不拘泥于传统的章句之学，以举其大义为目的。汉明帝时召为兰台令史，后任郎官，典校宫廷秘藏图书。奉诏编纂《汉书》，历时20余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因兵败被追究罪责，死于狱中。《汉书》未完成的部份，由其妹班昭续完。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其体裁为此后历代宫修“正史”所因袭。他还著有《两都赋》、《辟雍诗》、《典引篇》等诗文及论议，由后人编为《班兰台集》。此外，他遵汉章帝之令，将白虎观议经的内容撰集成《白虎通》一书。 汉章帝逃初四年(公元79年)，根据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仿西汉宣帝时石渠阁议经的方式，于洛阳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会议的宗旨，根据章帝诏书和杨终建议所言，就是要减省当时经学界盛行的支离繁琐的章句之学，协调各派学术，共正经义，取得“永为后世则”的效果。与会者数十人，包括今古文经学各派知名学者。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提出议题，经诸儒讨论、发表见解后，再由侍中淳于越上奏，章帝亲加裁决。尽管与会者中不乏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经学家，如今文经学家丁鸿、古文经学家贾逵等，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但章帝却将总结会议成果、撰写《白虎通》的任务交给了史臣班固。用意是要超越于各学派之上，而体现官方最高权威。因此，《白虎通》可以说是由参加白虎观会议的诸儒生共同起草，汉章帝予以选定(包括章帝本人的论断)，最后由班固整理、编纂成书的。严格说班固不能算是《白虎通》的作者，但该书由他整编而成，其贡献又不可抹煞。 《白虎通》，为《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义》的简称。《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隋书·经籍志》记《白虎通》六卷，未标作者是谁。《旧唐书·经籍志》注为：“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则记为：“班固等《白虎通义》六卷。”宋王尧臣撰《崇文总目》，明确说：“《白虎通德论》十卷，后汉班固撰，凡四十四篇。”遂成为此后学术界定论。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张楷得刘世常家藏《白虎通》。十分欣赏。遂刻板以广流传，明清刻版大致均出于此，但书名、卷数各有差异。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大德本，名为《白虎通德论》，分十卷，全书共1.5万字。其结构不同于一般经学著述按经籍内容顺序划分章节，而是选择与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的专题，分列出43个条目。依次为：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狞、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文质、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各条目释文长短不一，长者如《礼乐》、《嫁娶》等条目均超过三千字，短者如《商贾》、《耕桑》等条目仅有百余字。内容包括训释概念、阐明大义，并引经典加以论证。可见《白虎通》不是以文释经，而是以经释文。是以经术来阐发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体现了汉代“以经术缘饰吏事”的学风。 《白虎通》是代表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具有法典性质的文献，其思想宗旨是论证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使之神圣化、规范化。与教育有关的论述也是服务于这一宗旨的。 （一）“以纪纲为化”。 “三纲”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白虎通》中有《三纲六纪》一篇，明确“三纲”即“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并引纬书《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同时又提出“六纪”作为“三纲”之助，即“诸父（叔伯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其关系准则为：“敬诸父兄，六纪通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样，父子以至亲族之间的血缘婚姻关系和君臣以至师长朋友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合起来构成所谓“纲纪”。就像罗网一样，只要抓住纲纪，网目自然张开。“三纲六纪”就是为了“张理上下，整齐人道”，所以人们应“以纪纲为化”。 《白虎通》还进而阐明各项纲纪之间的关系。“六纪”是辅助“三纲”的：师长为君臣之纪，诸父、兄弟为父子之纪，诸舅、朋友为夫妇之纪。在“三纲”中，又以君臣关系居于首位，它是父子关系的升华：“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 而且“不以父命废主命” 即君命与父命矛盾时必须从君命。《三纲六纪》释“父”为“矩”：“以法度教子也。”而子则应“孳孳无已”地学习、遵循法度。又释“夫”为“扶”：“以道扶接也。”释“妇”为“服”：“以礼屈服也。”《嫁娶》篇中指出妇事夫应兼有臣事君、子事父，弟事兄及朋友之道。妾事正妻则等同于侍奉公婆，其地位更为低下。既然父子关系和夫妇关系均以封建礼法和道德为准绳，必然是君权至上，族权、夫权为封建政权服务。 （二）“学以治性、虑以变情”。 《白虎通》总结汉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阐发人性的观点。《情性》篇中指出：“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稟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五性即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为“不忍”，是爱人的情感。“义”为“宜”，是合理的准则。“礼”为“履”，是行为的规范。“智”为“知”，是观察、判断的能力。“信”为“诚”，是专一不移的意志。该篇还将五常之性与五脏、五行、五色、五方捏合在一起。例如：肝的颜色和树木一样都是青的，木的方位为东，象征万物始生，而仁者好生，所以仁同肝、木、青、东相配应。同样，义同肺、金、白、西相配应，礼同心、火、赤、南相配应，智同肾、水、黑、北相配应，信同脾、土、黄、中相配应。通过这种“五行”比附，将本属道德和行为规范的五常，说成和生理特征、自然特征一样，均为天生俱有的东西，由此证明“人皆有五常之性”。 六情即喜、怒、哀、乐、爱、恶，均起自人情欲的即时表现。《白虎通》认为性有仁而情有利欲，因袭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但又不是一味否定情欲，而是认为六情可以“扶成五性”。善性也并非天然完善，尚需加以陶冶，因此需要学习。《辟雍》篇释“学”为“觉”，即“悟所不知也”。指出：“学以治性，虑以变情。”学习的作用在于知“道”而觉悟，从而陶冶良好的性情。而体现“五常之道”的典籍就是儒家五经。《五经》篇中指出：“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经与五常相配应，也进入天人关系的法则体系，从而确立其神圣性与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 （三）“尊师重先生之道”。 《白虎通》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并大肆宣扬有“道无所不通”、“能独见前睹” 的天生的圣人。另一方面又列举古圣玉立师求教之例，说明“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 。即使是天子，也不将自己的老师作为臣下对待，原因即为“尊师重道”。《辟雍》篇中论述了入学制度。儿童8岁“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15岁“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根据“有来学者，无往教者”的礼制，天子太子，诸侯世子均就师于外，也是为了“尊师重先生之道也”。弟子如朋友自远方来，弟子须又事师如父。教师则以君臣之义教之。故师弟子之道，兼有朋友之道、父子之道和君臣之道三者之义。《白虎通》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抬高到贯彻封建伦理纲常和实践封建礼教的高度。 （四）“民有质朴，不教不成”。 《辟雍》篇中提出建立辟雍（天子之学）、泮宫（诸侯之学）和庠序（乡里之学）的教育体系。辟雍的作用是行礼乐、宣德化，使教化流行于天下。泮宫的建筑相当于半个辟雍，意即只能教化一方。庠序是乡里教导民众的场所，选“老而有道德者为右师，教里中子弟以道艺孝悌行义”。冬闲时均入学受教，立春后则就农事。教师对“出入不时，早晏不节，有过”者要进行告诫，并及时发现“有贤才美质”者予以选拔深造。如能这样的话，则“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故结论是：“无不教民也。”对教育的社会作用给予高度肯定。 《三教》篇释“教”为“效”，即“上为之，下效之”。强调“民有质朴，不教不成。” 《白虎通》遵循儒家重礼教的治国纲领，但并不贬斥刑罚的作用，而是认为刑罚可以“佐德助治”。《五刑》篇中指出：“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只有通过教化才能知礼。“礼不下庶人”也是为了鼓励民众上进，“使至于士”，就可以享受礼遇了。设刑罚是为了使人“有所惧”，也带有教告的含义。这样，刑与礼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观点显然更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白虎通》是运用儒家经学理论为封建统治的神圣化、合理化作论证的一部经典著作，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清代周广业遍考晋宋至唐诸史、志、传及释经集类之书，援引《白虎通》不下数百条，可见其影响之大。《白虎通》对教化与刑法的不同作用及相互关系的阐发，以及对教育的意义、目的和方式的论述中有一些合理因素，有可供借鉴之处。它在经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显著位置。但《白虎通》的基本思想内容是为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礼教服务，强调纲纪伦常，其所据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的理论也与科学性不相容，应予以否定。而且该书行文多为条文式的判断句或简单比附，只是依赖经籍的论点和统治者权势下结论，也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俞启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