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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发贵 摘要：儒家思想虽为古代统治者认可的意识形态，但其思想中又不乏维护人民的生活权益、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要求“富民”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与水平的主张，“与民同乐”的观点正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关键词：儒家；与民同乐；民生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1)02-0013-04 儒家思想人世而济世，追求修齐治平，着意世道隆替，且尤为关注民生，“与民同乐”就是其思想中的一大民生诉求。“同乐”说体现出儒家关心民瘼，维护人民生存权益的情怀。 一 孟子最早明确提出并着意强调“与民同乐”。在《孟子》首篇《梁惠王》中，孟子一见梁惠王，就指出“同乐”远胜于“独乐”。 孟子问梁惠王：是一个人独享快乐愉快呢，还是与他人分享快乐愉快呢?梁惠王说：那当然与人分享快乐更为愉快。孟子又问：是与少数人分享快乐愉快呢，还是与多数人分享快乐愉快呢?梁惠王说：那当然是与多数人分享快乐愉快。见梁惠王有如此认知，孟子进而提醒他说：你虽然主张与众人分享快乐，但实际上你是“独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在王宫中一奏鼓乐，老百姓听到了这种声音，就愁眉苦脸、相互叹息地说：我们的国王整天歌舞升平，却为什么使我们穷苦至此?以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而且老百姓一听到国王外出打猎的车马之声，也忧愁叹息地说：我们的国王整天打猎寻开心，却何以使我们过着这种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日子?孟子还进而指出这种“独乐”是有违圣人王道之治的。因为古代圣王都是与民有福同享的，如周文王游乐的园子方圆七十里，比梁惠王的方圆四十里的大多了，但人民并不感觉到大，反而以为其小。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文王和人民共享这个园子，砍柴的可以进来，打兔子的也可以进来。正因为周文王坚持与人民分享，故他起亭台、修园池，人民都很高兴，“称之为灵台、灵沼”。与此相反，梁惠王的园囿，严禁人民出入，其间的物产更不许人民享用，不仅如此，反而还规定，“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这样一来，梁惠王的园囿实成为人民的陷阱与祸害，人民当然对之反感，甚至痛恨。故孟子奉劝梁惠王应向古代圣王看齐，“与民同乐”：“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上》)?文意是说，只要你梁惠王“与民同乐”，那么你“好货”、“好色”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民是可以认同和接受的。换句话说，只有“与民同乐”，君王也才能真正安享其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特别提出，也只有“与民同乐”的君主，方可取得人民的拥护，也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一统天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上》)。将“同乐”与“王天下”相联系，显然赋予了“与民同乐”极大的政治意义，这也显示了孟子对“与民同乐”的极度推崇。 二 孟子反复晓谕梁惠王与百姓同乐的益处，表面看是为其“能乐”、为其“王天下”谋划，但其实质是意在突出人民分享自然与社会资源以及享受生活的权利，换句话说，孟子的“同乐”论，实是变调的“民生”论。因为“与民同乐”论所突出的是公平与公正的社会理念，强调的是“民”即劳动人民也有权分享社会资源与财富，“治人者”应关注“治于人者”的生活处境与衣食冷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社会财富是依尊卑贵贱来划分和占有的。这在历史上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一边是“公聚朽蠹”，一边是“三老冻馁”的两极分化。统治阶级锦衣玉食、奢侈无度，“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骊。……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墨子，辞过》)。而劳动人民则是“憔悴”不堪，过着“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篇》)的悲惨生活，灾荒之年甚至出现“野有饿莩”，人民转死“沟壑”的惨状。 面对这种不人道、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儒家强烈不满，并不断呼吁要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不能只有“君乐”而没有“民乐”，不能只“足君”而不“足民”。如孔子就倡言“独富独贵，君子耻之”(《孔子家语·弟子行》)，并提出了著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财富分配理念。“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按其文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治理国家不怕财富少，就怕财富占有不公而导致贫富严重两极分化。我们固然不能就此认定孔子是在主张平均主义。要求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过一样的生活，但显然孔子是忧虑、甚至担心贫富过度“不均”的。他所希望的是“均无贫”，即更为公平和均衡地分配社会财富，不是少数人独占和独享，而是大家共享社会资源，让人人各得其所，实即是希望统治者要“与民同乐”。所以孔子十分赞赏“博施于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公冶长》)。正是怀着这种“济民”与“均无贫”的理想，孔子甚为不满统治者的贪婪和“独乐”。对于大肆聚敛财富的季氏，对于帮季氏剥削人民的弟子冉求，孔子就气愤地号召学生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之所以如此痛恨“季氏富于周公”，正因为他“刻剥其民”来大量聚敛财富，而使老百姓失去生活资源，进而陷于贫困。孔子固然主张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也认同社会财富按等级来分配和占有，但孔子又认为这是有底限的，这就是应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或者说统治者在占有、享受财富的同时，也应考虑和维护人民的生活权益，并努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的“博施”和“均无贫”正表现了孔子对民生的关注。 “与民同乐”还内含有这样一种逻辑：只有“民乐”，也才能“君乐”。前引孟子所谓“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正谓此。由此“民乐——君乐”的思路，儒家又提出了“民足”而“君足”的主张。如孔子弟子有若就提醒鲁哀公：如果劳动人民不能分享社会财富而陷于饥寒交迫，那么其统治就不能稳固，统治者自身也不可能安享富贵，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个道理儒家是反复强调的。如孟子说：“孳孳为利，小人之事。王者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荀子则指出民富则国富：“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荀子·富国》)。而民贫则国危，“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富民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么改善民生既是逻辑的应然，也有着现实紧迫性。所以儒家提出统治者应树立“富民为本”意识：“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要求统治者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要求统治者向古代圣王学习，要像尧舜那样，“博施济众”；要像大禹那样，“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在儒家“与民同乐”的视域里，人民的生存权利和生存需要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