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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蜀石经”将《孟子》刻入石经，是儒家“尊经”、“崇传”向“重子”过程转变的标志。随着“蜀石经”影响的日益扩大，《孟子》在经部的地位也更加巩固和稳定。汉代虽设《孟子》博士，但是后来以其为诸子而取消了，故《汉志》仍列其于“诸子略”，说明汉人心目中《孟子》并不是经，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始列《孟子》经者自“蜀石经”[31]和“嘉祐二体石经”始[32]。据学人考订，“《孟子》正式被官方列为经书，并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是始于熙宁四年。”[33]但是，对《孟子》的尊崇和推重，似乎还要早些。仁宗嘉祐时，已经将《孟子》刻入“二体石经”了，远在熙宁之前。宣和时，席贡再次将《孟子》刻入“经”時，曾有序说：“伪蜀时刻《六经》于石，独无《孟子》，经为未备。”[34]说明在席氏心里，早有《孟子》是“经”的信念。自“蜀石经”刻《孟子》入石，其在经部的地位遂更加巩固，南宋高宗书石便直接将《孟子》写入了。 其五，“蜀石经”决定了后来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自从“蜀石经”被称为“石室十三经”后，“十三经”之名遂固定下来，成为儒家原典的权威称号，成为儒家经典文献的总称和典范，宋代甚至于还有以“十三经”为基础，再加入《大戴礼记》形成“十四经”的动议，史绳祖即有“《大戴记》一书虽列之十四经云云”[35]的记录。儒生博通群经，从前只谓之“身通六艺”，现在谓之“博通十三经”了；从前群经通论谓之“六艺论”、“五经说”，现在谓之“十三经云云”。以“十三经”命名的各类著述也日益增多，《明史》卷九六“陈深《十三经解诂》六十卷”，卷一九一“（丰坊）别为《十三经训诂》”。《东林列传》卷一五载“（郭正域）乘小舟往来东林，以《十三经补注》商于顾宪成昆季”；卷二三说“（许士柔）父伯彦课授《十三经》、《孙》、《吴》、《握奇经》诸书，讽诵皆上口。”《池北偶谈》卷一一载李因笃“博学强记，《十三经注疏》尤极贯穿”等等。至于《江南通志》卷一九〇之著录顾梦麟之《十三经通考》二十卷，田有年之《十三经纂注》，史铨之《十三经类聚》，陆元辅之《十三经注疏类抄》。《皇清文颖》卷五之载汤斌《十三经注疏论》，《续通志》卷一六一著录罗万藻《十三经类语》十四卷。凡此之类，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明清时期，“十三经”已经取代“六经”或“五经”之称，与“二十一史”（或“二十四史”）共同成为传统文献中经部和史部的总代表。而这一变化的实现，“蜀石经”似乎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或典范粗具的作用。 结 语 综上所述，“蜀石经”始刻于孟蜀广政初（938）,其主体工程卒刻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前后延续112年。至徽宗宣和五年（1123）,席贡补刻《孟子》入石，最终形成“十三经”的典范。“蜀石经”长期收藏于文翁石室之中，当时即有“石室十三经”的称号。这是最早汇刻于一处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也最早获得“十三经”称号和丛书。前人和时贤以为《十三经》形成于南宋，甚至说形成于明代或清朝，都是错误的和不准确的。“十三经”这一称呼及其汇刻形式，对后世儒家经典格局的奠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孟子》入刻石经，既标志着儒学《十三经》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儒学从尊经、崇传，到重子书时代的转移，也标志着中国儒学正式从“经学时代”进入了“理学时代”。这其中的关节和消息，也许有轻有重、有明有暗，但其象征意义却是非常明显的，“蜀石经”在这场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前期成果之一。 [1] 关于“七经”和“九经”所指，古来解释各异。如“七经”，有“六经”加《论语》说；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全祖望《经史问答》、杭士骏《经解》）；有“五经”加《周礼》、《仪礼》说（刘藻《经解》）。但据西汉末形成的“七经纬”而言，证明“五经”加《论语》、《孝经》说可信。“九经”一以为《易》、《书》、《诗》、《春秋》、《三礼》加《论语》、《孝经》（刘藻《经解》）；一以为《三礼》、《三传》合《易》、《书》、《诗》而成（顾炎武《日知录》）。验之唐“九经正义”，而后说可信。 [2]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 蒋伯潜：《经学纂要》，与朱剑芒《经学提要》合刊一册，岳麓书社，1990年版。 [4]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诸子集成续编》第十八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5] 杭士骏：《经解》，载《皇清文颖》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刘藻：《经解》，载《皇清文颖》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辞源》（修订本），第一册，页402,商务印书馆1980年。 [8] 朱剑芒：《经学提要》，与蒋伯潜《经学纂要》合刊一册，岳麓书社，1990年。 [9] 《辞海》（合订本），页114，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10] 杨伯峻：《经书浅谈》，中华书局。 [11]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凡历八年，其石千数，昭裔独办之，尤伟然也。”范成大《石经始末记》引，载《全蜀艺文志》卷三六，线装书局，2005年。 [12] 徐森玉：《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文物》1963年第一期；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文物》1963年第七期；李志嘉、樊一：《蜀石经述略》，《文献》1989年第二期；袁曙光：《蜀石经残石》，《文物天地》1989年第五期。 [13]赵抃《成都记》，疑即趙抃《成都古今記》，原三十卷，见《宋史·艺文志》著录，原书今佚，《说郛》仅存其书一卷。此引见范成大《石经始末记》引，载《全蜀艺文志》卷三六，线装书局，2005年。又按，《蜀中广记》卷一：“《成都記》云：伪蜀孟昶有国，其相毋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凡十经于石，其书丹则张德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朋吉、周德贞也。石凡千数，尽依大和旧本，历八年乃成。《公》、《谷》则有宋田元均时刻。《古文尚书》則晁公武所补也。胡元质宗愈作堂以贮之，名‘石经堂’，在府学。”顾炎武《石经考》、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九一均从之；乾隆《钦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八亦引此文，注：“趙抃《成都记》。”俱误。赵抃（1008－1084）于嘉祐三年（1058）至五年（1060）帅益州。田况皇祐初（1049）年刻完《公》《谷》二传，赵抃尚可得见。至于胡宗愈建“石经堂”，约在元祐六年（1091）年以后；晁公武刻《古文尚书》则更迟至绍兴十七年前后，其时赵抃久作古人，何得记其事入《成都记》中？此盖误引范石湖《记》文，不可取。 [14]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成都文类》卷上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席益：《成都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载万斯同《万氏石经考》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吕陶：《经史阁记》，《成都文类》卷上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顾起元：《说略》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见范成大《石经始末记》引，载《全蜀艺文志》卷三六，线装书局，2005年。 [19] 曾宏父：《石刻铺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晁公武：《石经考异自序》，范成大《石经始末记》引，载《全蜀艺文志》卷三六。 [21]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三“辰字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此处只著“石刻”而不题‘蜀石经’，据王国维《蜀石经残拓本跋》推测：“此诸经……有《孟子》及《石经考异》，而无《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其为蜀刻而非唐刻明矣。”（《观堂集林》第四册，页976,中华书局，1991年重印本），甚是。 [22] 张萱：《疑耀》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详参前举徐森玉、周萼生、李志嘉、樊一及袁曙光等先生文章。 [24] 相传周恩来总理、康生都曾关注“蜀石经”拓本。丁瑜《至臻至美的“郇斋”藏书回归记》之五《珍籍展览鉴赏会》：1965年11月13日，包括有宋拓《蜀石经》、《二体石经》在內的一批郇斋藏书从香港购回，北京图书馆举行了内部展览，邀请中央领导参观，“康生对这批书帖发表了不少意见，……但对宋拓《蜀石经》更为注意，展出的九册他都逐册检阅。……他对《蜀石经》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又之六《周总理借阅〈蜀石经〉》：“郇斋旧藏回归大陆展出后的一个星期六，赵万里让我下班以后留下来，协助他把《蜀石经》九册提出清点登记，然后装箱。一切就绪后，他才说明周总理要看《蜀石经》的事。晚上11时王冶秋局长来了,他让我带着箱子陪他到中南海。……《蜀石经》留在总理处……1969年8月18日，……周总理借阅的宋拓《蜀石经》九册又完整地回来了。……郇斋旧藏《蜀石经》计有宋、元两朝拓本之《春秋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又附清木刻印本《石经》一册，写本《石经题跋姓名录》一册。”载《艺术市场》2004年第11期。按，郇斋即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 [25] 明凌义渠《十三经注疏序》：“自蔡中郎书石于太学门外，已有‘十三经’之名。”（《淩忠介集》卷六）以为蔡邕书刻石经时即有“十三经”之名，未知所据。 [26] 赵希弁：《读书附志》，附《郡斋读书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任浚《十三经注疏序》，雍正《山东通志》卷三五之六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沈庭芳：《经解》，《皇清文颖》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按，淳化是宋太宗年号，时当公元990至994年。但据宋人记载，“蜀石经”的完成并不在淳化时期，早期十二经最后两部《公羊》、《谷梁》刻成于皇祐初（1049），《孟子》入刻更迟至宣和五年（1123）。 [30] 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书林清话》附，页24，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版，1999年重印。 [31] 臧庸：《拜经日记》说：“书宋高宗御石经有《孟子》，可补唐‘开成石刻’之阙。”其实宣和五年席旦在刻《孟子》入“蜀石经”时已说：“伪蜀时刻‘六经‘于石，而独无《孟子》，经为未备。”遂补刻之。是蜀石经已有《孟子》，开成不阙已补，何待宋高宗！ [32]关于“嘉祐石经”的经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正》卷二：“仁宗庆历初，命刻篆、隶二体石经，后仅《孝经》、《尚书》、《论语》毕工，是为《嘉祐石经》。”这只是至和二年王洙上书时的情景。据李焘《通鉴长编》嘉祐六年“国子监石经成”等，知在王洙上书之后又有续刻。王应麟《玉海》卷四三：“嘉祐石经：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所举只有七部。但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可证有九部。其中原有《孟子》。元李师圣《汴梁泮宫修复石经记》：“惟汴梁旧有《六经》、《论语》、《孝经》石本，乃近代辟雍之所树者。陵谷变迁，修而复毁，其残缺漫剥，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贤而有文者，亦不遑?。将七十余年于此矣，今参政公额森特穆尔，一见而病之，慨然以完复为己任，义声所激，附和者众，不数月而复还旧观。奈何《孟子》七篇，犹阙遗焉。”（《汴京遗迹志》卷一五引）可知其书原有《孟子》。清人丁晏所藏“二体石经”拓片，尚有《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孝经》九种，详见徐森玉《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文物》1963年第一期）。 [33] 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10。 [34] 按，席氏之语，见万斯同《万氏石经考》卷下所载晁公武《读书志》所引。又席氏，诸本转引公武语所指不同，一作席贡，一作席旦（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一、万斯同《万氏石经考》卷下），一作席益（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一、桂馥《历代石经考略》卷下，清光緒九年刻本）。今据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暨运判彭慥方入石，越年乃成，计四册。”则以席贡为得。 [35] 史绳祖：《学斋佔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