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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继续讨论前篇重提的清初江南奏销案的问题，重在厘清事件的历史实相。 江南于顺治二年(1645)经过清军残酷屠杀而被征服。清廷随即宣布减赋，复科举，以收买民心。然而清廷任命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原是洪承畴收编的“太湖水盗”，却为搜刮财富，制造抗粮案，斥革生员，似乎与清廷唱反调。据说他还暗通郑成功，“欲以地叛”，被清廷罢官，于顺治八年冬上吊自杀。(参看《啸亭杂录》卷七、《清史稿》疆臣年表五。) 然而唐代韩愈已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明中叶丘浚，更说江南税粮大半出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特别详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根本原因就在江南从来是列朝政权赖以生存的粮源、饷源和财源。满清统治者并不傻，知道不给江南民众“实惠”，它靠武力征服取得的成果是不稳定的。但它正在继续内战，它的权贵很快学会了贪污挥霍，它不能容忍“南蛮子”在利益攸关的财富问题上耍花招。两个事件使满清征服者改变态度。第一是顺治十四年的顺天、江南乡试，考官与考生勾结舞弊，使皇帝和满臣领教了江南无耻士绅的手段。第二是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出师北伐，苏浙皖赣各府州县四民纷纷响应，吓得青年皇帝准备逃回关外。前揭孟森的《奏销案》，指出这两个事件存在因果联系，促使满清权贵借奏销案对江南士绅由笼络变为打击，大体合乎历史实相。 孟森的缺点，不在于给奏销案正名不当或价值判断失误，而在于历史陈述尚有问题。他没有指出土国宝是“抗粮”名目的作俑者。他没有发现清廷迫使土国宝自杀却又采纳土国宝从经济问题入手打击江南士绅的策略。他没有查证事件策源地是否尚存第一手史料。他也似乎没有在意顺康间权力争夺对此案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