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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可怜的年青老师走都走不赢，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这哪是高校，简直是土匪窝！许多人说今天的高校衙门化了，说什么脸难看、事难办之类的，但比起老祖宗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呐！ 民国时期大学的教授们待遇可高了。“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乐山本是穷乡僻壤，自从武汉大学来了之后，当地的餐饮服务业也跟着兴旺起来。上海银行来了，中央也在这开了银行。武汉大学的老师被当地人称为“中央人”，这批中央人的工资虽然打了六折，但是生活还是远远高过一般百姓。 “他们到菜馆里要最豪华的酒席。”乐于做学问的人，有了钱自然可以安心坐下来。朱东润就说自己：“我有的是工资，可以尽量买书。”但随着通货飞速膨胀，大学教师的生活完全变样了，甚至连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的待遇都强多了。到1946年后，大学的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物价飞涨，朱东润有一次为了买十瓶链霉素救女儿，背了整整一大皮包万元面额的纸币去药店才买上。 民国的大学教授有不少是勤于学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游国恩、李雁晴，经济系的周子翰，外语系的陈登恪等老师都是学业勤勉之人。朱东润自己也是，为了上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程，每周要写五六千字的讲义，查对资料还在其次。为了学术工作，千辛万苦来到四川，与亲人分别动辄十年八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此而生，为此而死”。 但也有一些人就纯粹是混饭吃。“在学术界，正和在其他各界一样，有埋头苦干的实行家，同样也有招摇撞骗的流浪汉。”武汉大学的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靠在五四运动中获得的政治资本，他在南京混了一阵，不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长，一年以后又来武汉大学，无论上课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个大草包，不到一年，他又到中央大学去做校长了。中央大学的师生给他编了一首五言绝句：“一声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搞政治的人做大学校长，教授们多少是有些不服气的，在大学还是要学术说了算。 有些教授有水平但不会讲课，沈从文第一天上课，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只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的名气，就耐心等他了。十分钟过去了，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大作家开讲了，但始终对着黑板。看来，大学教授不是每一个人都当得了的。肚子里有货也要会倒呀！据说北京大学有个老传统，地位愈高的学者到堂愈迟，有的人甚至迟到二十分钟还不止。这个“光荣传统”到今天怕是无法保存下来了，否则早成教学事故。 民国时期有些教授颇有怪癖，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一个教授，每星期到校两次，并且要求把课都安排在下午，因为上午他要在家抽鸦片！奇怪的是，教师的这种要求学校也会同意。乱世出怪呐！ 通读《自传》，我感觉民国时期的大学人事管理还是相对宽松的。就拿朱东润自己来说，自荐或经人引荐，他去过那么多学校工作。学校也有人事权，如此，学校随时可以聘用一个没有资质文凭但有专业水平的人。当时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闻一多就用了许多这样的人。朱东润自己从一个英语老师转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与闻一多的举荐有关。如今我们高校的人事管理还是死得很，要挪一个窝非得脱一层皮！当然人事管理太宽松也不是办法，当官的经常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学校塞。 谈了老师，我们该谈学生了。民国时期的大学真是难考啊。大学还没有实行统一招生制度，考生便得准备一所一所大学考过来，直到录取为止。住不起旅店的，学生带上蚊帐，在校园里随便找个空地挂起来，等待考试的到来。或到附近的茶馆泡一壶茶便可在竹躺椅上躺一夜。饿了就在附近的面馆买大饼充饥。几场考试下来，考生个个面黄肌瘦，腰驼背弯。今天的台湾地区还是这种招考制度吧？不知考生们还累不？大陆近年也有不少主张高校自主招生的教育人士，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考生的成本和甘苦考虑进去。 学生们之所以拼了老命要考大学，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当时在蒋管区就业难，到处裁人，但只要考取了一个哪怕最差的大学，总可以白吃四年饭。民国时期的大学实行免费读书，学生毕业后包分工，最不济也可以做一名中学教师。也就是说，只要进了大学就有了铁饭碗，就进了保险箱，所以，即使在抗战时期，大学依然火爆。第二考虑是逃避抓壮丁。国民党军源不足，政府见了男丁就抓。但只要出具证明是在校学生，就可免于兵役。所以，读大学也是为了逃命，学生证就是护身符啊。 就像那个混乱的时代一样，民国时期的大学也是乱象丛生，以至于我们的叙述也有一点乱。朱东润以自传的形式写之，也许有挂一漏万、一孔之见的嫌疑，但其鲜活与平实，值得今天那些关心中国大学问题的人们一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