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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智慧资源，有人说，西方人重“知”（逻辑、数理、定量分析、哲学抽象），而中国人重“智”（思悟，聪敏，睿智等），在当今这竞争时代，虽然不像战国、魏晋时那样频繁的军事角逐，外交较量，但经济上、商业上的竞争也犹如刀光剑影一般，激烈竞争时代更需要智谋，如今，挖掘和发挥中国古代的智慧资源，意义非常重大。 笔者认为，现在的高校教育，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更多（培养让学生掌握知识，即“知”），而且，更要培养学生提高智力，以拥有更多智慧（实际上，“智”比“知”更重要）。所以，多年前，我就已开设了《中国古代谋略文化引论》的课程，颇受学生欢迎！ 中国古代谋略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智慧资源，研究古代谋略文化，是学习古代智谋，借助历史上的智谋事例、理论来提高智慧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国古典文化中有很多精彩的智谋故事，一些历史小说家也以生动的形式来表现。 比如，著名的湘军史研究专家、历史小说家唐浩明在其《曾国藩传》中，有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曾国藩因家里丧事从前线请假回家，在当时清王朝处于危机的时刻，皇帝居然让湘军统帅回家了。凑巧，而没有曾国藩在前线统兵，湘军反而打胜仗了，这让曾氏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忧的是湘军没有他的统帅，依然能打胜仗，这不，他似乎成了多余的人，朝廷会失去对他的重视。他烦了，累了，忧了，病也加重了。这时，有人说不远处有一位丑道人，医术特好，曾国藩在亲信的陪同下，去看那位医术高明的丑道人。 那丑道人给曾国藩诊断后说：“从大爷双目来看，定非等闲之辈，但可惜双眼失神，脉亦缓弱无力。实不相瞒，大爷的病其来已久，其状不轻呀！⋯⋯大爷得的是怔忡之症，乃长期心中有大郁结不解，积压日久而成。” 曾国藩十分佩服老道人一针见血的诊断。老道人很有针对性地说：“大爷之病，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改行黄老之术，则心可清，气可静，神可守舍，精自内敛，百病消除，万愁尽释。” 道人这里表面上谈得是医术，而实际上说的是处世之道的谋略，熟读古代经典的湘军统帅，对此心知肚明。 道人的几句话让曾国藩振聋发聩，曾国藩恭恭敬敬地对道人说：“愿闻仙师言其详！” 丑道人继续说：“《道德经》虽只五千言，却揭出人事中极奥极秘之要点，一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便揭出世上竞争者取胜之诀窍，可惜世人读《道德经》者多，懂《道德经》者少，以《道德经》处世立身者更少。” 道人揭示了道家的治世奥秘，指明了其取胜诀窍。 之后，道人从布包里取出一部蓝色布封面的书递给曾国藩说：“贫道生平一无所有，只有这本宋刻《道德经》乃先师所珍藏。当年先师有言，日后遇到有根底之人，可以将此书赠送，今日遇大爷也是三生有幸，愿大爷精读善用，一生成就荣耀、平安泰裕，都在此书中。” 曾国藩想，原来所学均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熟知的是申（不害）韩（非）所崇尚的以强制强，对老子以迂回方式来达到入世目的的学说不太注重。老子主张：“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也是奇妙的处世之妙法啊。 曾国藩仔细阅读《道德经》时，忽然看到一张纸条写着：“山人试问大人：古往今来，纯用申韩，有几人功成身全？大人不久将再次奉命出山。山人夜观天象，见荆楚将星倍添光彩，知大人时运已至。望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如此，则六年前山人为大人许下之愿，将不日实现。盼好自为之。” 原来，这位丑道人是曾国藩年轻时的老师，曾氏读着《道德经》，大有所悟。经过了道人的指点和对老子思想的反复思考，曾国藩后来再度出山后，一改原来仅用儒家谋略的方式，揉进了道家的“黄老之术”，进退有度，刚柔并举，取得了重大成效。 其实，老道人所讲的“明用程朱之名分”，指的是借二程、朱熹的理学之名义，也就是打着儒家的旗帜行事；其所讲的“暗效申韩之法势”，指的是背地里用法家的法、术、势，重权术、权势，冷酷，威严；而其所讲的“杂用黄老之柔弱”，指的则是巧用道家的“黄老之术”，即善于“以柔弱胜刚强”的柔术。 这里讲的都是谋略。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墨家等各有各的颇具特色的谋略文化，其智谋资源是非常值得挖掘的。当然，智谋的应用有道义准则的问题，为民，为善，为正义的推行，其用谋属“阳谋”；而利己害人，不讲道义，为坑人玩权术，其用谋属“阴谋”，使的是“阴招”。 曾国藩经道人指点后，尝试着用道家柔术去处理他与左宗棠的矛盾，他穿便服，屈就地到左宗棠的府邸去拜访这位“犟帅”，果然效果极佳，两人握手言和，又成了肝胆的朋友，他们还合写了一副对联： 曾氏曰：“敬胜怠，义胜欲; 知其雄，守其雌。” 左氏对：“集众思，广忠益; 宽小过，总大纲。 古代中国有丰富发达的谋略文化。中国历史，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占主流地位的思想理论是谋略文化。汉以前的史学著作，大多数是从政治谋略的角度去写的，从春秋到两汉、三国，再到明清，有不少谋略的理论和著作，还有很多谋略典例，谋略的故事。 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许多同时也是大谋略家，如司马光，张居正等，在古代中国，政治、谋略、学问三位一体。 中国谋略文化富有特色。如果说，中国文化在认知、逻辑等方面不如西方，在宗教的权威性理论方面也较难与西方匹比，那么，中国古代在治国安民、驭臣掌兵、为人处世、谋事知人等方面，却有发达的谋略智慧。即所谓的西方“善知”，中国“善谋”。 中国古代谋略文化源远流长，丰富深邃，中国古人很善于谋事、谋国、谋生、谋兵等等，并且也贯穿于日常的生活中，正如《红楼梦》所总结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还和政治、伦理结合得非常紧密，广泛地渗透在理论和实践中。平凡而深刻，睿智而实用。 中国古代谋略颇受各界人士的重视。在朝的官员，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大讲儒家仁义，而在背地里却十分崇尚谋略家，私下里窃其理论而用之。在野人士，以谋略为津津乐道，对谋略家广为颂扬，因此而留下了很多的理论、故事和传说。 民间对古代一些谋略名家，如姜尚、周公、老子、范蠡、孙子、张仪、苏秦、韩非、张良、东方朔、诸葛亮、刘伯温、曾国藩等，一直是既肯定又颂扬，并有一种崇拜的心理。 古典谋略名家在民间广为流传，传得很神。 中国古典谋略很具系统性。谋略文化除了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还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甚至有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智谋，如帝王权谋、文人智谋、兵家韬略、策士辩术、商贾市策等。 中国古代各阶层均有其谋略绝招：皇帝有治国驭臣之道；大臣有谋权佐王之术；武将有用兵布阵方略；纵横家有捭阖游说之策；阴阳家有演绎阴阳、预测人事方法；商贾有谋市聚财之法等等。 古代不仅有专门的谋略书，如《鬼谷子》、《素书》、《帝王图鉴》等，而且，在大多数的史书中都有谋略理论总结，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唐代有《贞观政要》的记述等等。 在商家纵横捭阖，企业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古代谋略文化，很值得深入研究。（文城 中国网专家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