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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禅让思想的演变(6)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中山大学哲学系 佚名 参加讨论
(二)燕国的实践
    如果说尧舜禅让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失,人们仅能知其大略的话,那么发生在战国时期燕国的一次禅让实践,则给当时以及后世学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根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燕王哙之所以把燕国让给子之,完全是受到奸臣的蛊惑,其实整个事件就是一个篡国阴谋。
    首先,子之贿赂苏代,让他在燕王面前为自己进言,因此而得到重用。接下来又使说客两次游说燕王,诓骗燕王可以通过假装让国的方式,博取如同尧、禹一样的美名。然而燕王始料未及的是事情最终竟然弄假成真,殊为可笑。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燕王哙之所以同意让国,无非是为了博得美名,而不是当真想把燕国托付给子之,其真正的用意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最终是要令太子自取之的。子之治国三年,国内大乱。后来又发生了太子平与将军市被合谋除掉子之,结果不但子之没有被除掉,将军市被却反而掉头攻打太子平,打了几个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原本就是一个阴谋或一场闹剧,结果却是如此惨烈,孟子对此深恶痛绝,说:“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又劝齐王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燕召公世家》)
    燕国的这次动乱充分说明,在战国时代,通过禅让实现政权交接是不可取的,这样做非但不能实现尊贤、举贤的目的,反而会为权臣篡国铺垫道路。这次禅让实践的失败,给人以很多启示,即便是原先积极主张推行唐虞之道的学者,现在恐怕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现实可行性的问题,继而会转向温和的或保守的主张。在这之后,很难再有人大力鼓吹“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的观点了。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把《唐虞之道》的著作年代定在燕王让国之前,才是合理的。孟子全力反驳尧舜禅让的说法,其实就是在驳斥《唐虞之道》的主张。
    (三)尧舜禅让是虚言
    孟子把尧舜禅让视为天意,荀子则不然,直接否定世俗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5] 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荀子·正论篇》)
    (天子)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同上)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同上)
    按荀子的说法,世俗所谓的禅让其实不能叫做禅让,因为没有人可以与天子相提并论,天子也无法把天下让给一个埶位不尊的人。那么尧、舜之间的政权交接应该怎么称呼呢?按荀子的意思,似乎应该叫做继任。舜之所以能够继尧之位而任天下,乃是因为舜本人也是“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的,换句话说,舜与尧一样,也是本来就应该做天子的。这其实与孟子的说法异曲而同工。
    再者,荀子也同样主张:传贤传子,其义不违。圣而在后子则传子,圣而在三公则传三公。杨倞曰:“尧、舜相承,但传位于贤而已,与传子无异”,可谓得之。
    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6] 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正论篇》)
    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同上)
    在《正论篇》里,荀子用了一大段文字来驳斥世俗所谓“老衰而擅”、“不堪其劳而休”的说法,就是针对《唐虞之道》所谓“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立论的。荀子以华美的文笔对天子饮食起居的排场进行铺陈渲染,意在说明:天子实在是天底下最安乐快活的人,持老养衰,无能过于此者,不可能会因为衰老而让天下。
    尧舜时代天子的境遇,虽不至于像韩非子说的同于“监门之养,臣虏之劳”,却也必定不能如荀子所说的那样奢华。荀子甚至不惜歪曲史实也要痛批《唐虞之道》所代表的激进主张,说明在战国末年的学者眼中,这种主张已经显得完全不合时宜,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儒家对待政权交接方式问题的态度,由一度的激进转向温和甚至保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远离原来的理想主义。
    注释:
    [1] 《尚贤中》亦有此说,而文字小异。
    [2] 《舜典》其实是从《尧典》中分离出来的,在原始文本中,这段文字同样属于《尧典》。
    [3] 郭店楚简的文字释读,学界颇有争议,像《唐虞之道》这样既不见于传世文献,又不见于其他出土简帛文书的,争议尤大。本文以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为本,从思想史的角度着眼,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儒家观念,而不涉及文字释读方面的争论。
    [4] 参见梁涛:《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载《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四辑》,2005。
    [5] 杨倞曰:“擅与禅同。”
    [6] “子”字依俞樾说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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