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是人类社会中种独特的机构;大学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学经历了一次次的沧桑巨变,大学的理念不断丰富,大学的职能不断拓展,大学的组织形式不断复杂,大学的教学内容不断扩充……,时至今日,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大学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命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中国虽然早在汉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太学,先贤往圣对大学精神也有精辟的论述——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止善”等,但是这些传统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催生出现代意义的大学。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清末民初学习借鉴西方的产物,关于大学的精神旨趣、学科学制、教学研究等诸方面,无不深受欧美大学的影响。与此同时,很多著名的大学校长也都自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努力将之融合、运用到办学实践之中。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史。在这片历史的天空,留下了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唐文治、吴玉章、成仿吾、李达等著名大学校长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身影和思想光辉。 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他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他的筹划能力、推动能力,他的眼光和见识关系着这所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而且,他的言行举止、人格魅力、作风作派,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所大学的学风和校风,影响这所大学所形成的传统。因此,大学校长和大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充满物质、充满新鲜、充满变化、充满信息甚至充满知识的同时,这个时代也充满着迷失。一所大学的校长,能否在这样一个容易迷失的时代,依旧保持智者的清醒、勇者的胆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教育家的眼光,显然会深刻影响这所大学的当前甚至长远发展。 二 中国人民大学在百年来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是一所独特的大学。她诞生于1937年的抗战烽火中,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大学。她于1950年正式命名组建,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代表着新中国对大学教育的探索,代表着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和发展道路,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是一所独特的大学。她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学科专业齐全,整体实力较强,综合优势突出,新中国的很多学科专业都肇始于人民大学,她因而被称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不仅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她的命运也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命运紧密相连,文科兴则人大兴,文科衰则人大难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严重的“重理轻文”思维及其因此形成的制度性歧视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地位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也因此而发展迟缓,一度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纪宝成教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00年9月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九年来,他对外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积极营造学校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对内带领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抢抓机遇,迎难而上,“闯出一条生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业绩。不但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软件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在第三轮重点学科评审中,中国人民大学以33个重点二级学科、8个重点一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居于全国第一位;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一级学科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有7个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第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又居第一;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09年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中,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四。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办学实力、核心竞争力、内在凝聚力和外在影响力大幅提升,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学教授Robert Rhoads曾就中国的大学治理问题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多位不同学科领域的教授进行逐个访谈;访谈之后,他非常感慨地表示,“在当前美国的大学里,校长经常是教授们抨击的对象;但是谈起纪校长,你们的教授几乎都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人民大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三 在一个容易迷失的时代,实干主义固然重要,然而实干背后的理念和思路往往是关键。纪宝成校长的探索,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与实干的高度结合。他不跟风趋同、随波逐流,而是切合实际地提出理念,为之躬行;又从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形成了较为系统、富有个性的教育思想,探索出一条别具特色、富有成效的大学发展之路。品味他的探索之路,至少可以感受到这样几个典型特点: 一是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致力于建设植根于大学本质的制度和文化。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高校领导人“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温家宝同志近年也“倡导教育家办学”,其实提出的问题都是“办教育的人应懂教育”。所谓“懂得教育”,我们理解应该是了解并能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并具有自己的办学思路与教育理念。 纪宝成校长是经济学家,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善于研究和发现事务的本质规律;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事业,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和理解。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教育客观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因而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他坚决反对大学过浓的商业化,疾呼加大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的投入,早日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在一个喧嚣的时代,纪宝成校长保持着一个教育家的清醒和眼光,透过纷纭的现象,坚持、追求并发展大学之道。比如,他呼吁“越是变革的时代,越要坚守大学的传统;越是变化的社会,越要秉持大学的精神;越是纷扰的诱惑,越要牢牢抓住大学的本质”。在他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学之歌》中,“宁静、圣洁”“自由、和谐”是他心目中大学校园的理想境界,也是他关于大学精神的四大原则。2.提出要全面理解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降低人才培养质量、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促进大众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协调发展。他认为,“大学之所以为大,根本之处在于它的两大最直接产品——学生和学术”;人民大学必须以学生为本,坚持高规格、高质量培养人才;在科研上则要出精品、出上品、出传世之作。3.深刻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价值、特点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指出不能把“科教兴国”理解成“技术兴国”;呼吁不仅要从认识上、更要从制度层面真正落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他在呼吁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时,提出“特别要关注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萎缩情况,着力改善文科办学条件。”认为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有责任有义务肩负起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4.注重建设植根于大学本质的制度和文化。他注重学校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不仅领导学校进行了基于学科发展规律的院系调整、内部组织与治理结构调整等,完善了教学、科研、人事聘任等各方面的制度,而且首创了新年报告会制度、院长年度会议制度、高水平跨学科平台及视觉形象系统等等。他特别关注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问题,因而注重发展精干的理工科,形成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交融的校园文化。他要求学校是个“风清气正”的地方,要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机制留人”,更要是“正气留人”,营造一个良好的读书做学问的环境。 二是从中国的国情和人大的校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鲜明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战略并为之努力。 作为一所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大学校长担负着重要使命,其一便是能够根据世情、国情、校情,高瞻远瞩同时又是实事求是地提出学校的发展战略。对大学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科学确立,这是校长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能够胜任校长职位的前提条件。 新世纪以来的20年,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社会建设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纪宝成校长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从我国现代化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民大学的历史、优势、实力出发,代表学校正式提出了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战略,提出了“十年基础、十年腾飞”的阶段性目标,用二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把人民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由此他提出了“人民、人文、人本,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一个体系与三个意识”的学科发展思路,提出了“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全面提升学校国际性的战略,提出了“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走出了一条“特色强校、内涵提高、质量第一”的科学发展道路。 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提出,极大地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因而新世纪的人民大学,充满活力、生机勃勃;而明确具体的发展思路、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举措,则给了学校行动的指南,让人民大学的理念不会只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会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行动上。所以,这些年人民大学的发展,是理想一步步成为现实的过程。理想的可以追求可以实现,让人民大学呈现着蓬勃向上的活力。纪宝成2008年作为教育界的唯一代表被评为中国思想力人物,显然与此不无关系。正像评选活动在对候选人的介绍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些人“均是各行业的思想精英,同时也是行动巨人。他们都对自身行业有着独到而深刻的思考,并且不遗余力地将理论和思想付诸于行动。”纪宝成本人也被评价为“在一个文化失落的年代,大学改革与国学热呼声日嚣,二者在学者纪宝成身上合二为一,他成为变革时代的一个文化的符号。” 三是扎根传统,放眼世界,注重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大学传统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中汲取营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能置身世外。面对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影响,面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面对变化的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环境,纪宝成校长大声疾呼,无论是从国家命运还是大学自身命运来说,大学都必须放眼世界,大力提升国际性,对此别无选择。他明确提出,国际文化交流应成为高等教育的第四项职能,中国人民大学要力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排头兵。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国际小学期,大力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性;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专门制定提升国际性规划纲要、采取战略举措大力提升学科建设、教师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国际性。 同时,纪宝成校长也认识到,各国的大学都应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之中。即使是借鉴、移植外来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如果在本国的传统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相契合的因素,那么外来的观念和制度也很难在本国扎根或者发展起来。所以他明确反对“大学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提法,认为在当今世界,所谓的“国际化”,无非就是“美国化”;他主张以“国际性”来代替“国际化”,并自觉地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传统中汲取营养。这在纪宝成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办学思想层面,他把人大精神概括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他希望学生具有“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成长目标,具有“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格,具有“行为精英,心为平民”的处世方式,他希望教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等等,无不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比如在办学实践层面,他竖立孔子像,建立孔子研究院,首创国学院,命名明德楼,建议传统节日为法定节假日等等,都“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深的尊重”(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授予纪宝成校长名誉博士时的评价)。因此,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自觉担负起传承文化的使命,逐渐成为研究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和学术重镇。 这样的充满思想性的大学探索,透过纪宝成朴实的话语跃然纸上。然而打动我们的,不仅因他思想的深邃、行动的坚定,更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赤子情怀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尽管大量的文章是工作讲话,但是纪宝成校长的真诚溢于其中。他对社会充满了热爱,对民生充满了深深的关注,正如他说的那样,“追求卓越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就脱离大众。这就需要我们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平民意识,要时刻警醒自己,只有来自于平民又服务于平民的知识和一切努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这样的情怀投放在日常工作中,则体现为他对人民大学、对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的真挚感情。比如,在刚就任人民大学校长时,纪宝成校长看到“当时的大楼之于人大,不仅仅意味着硬件设备的改善,更意味着人才的挽留、信心的提升和学校凝聚力的增强,是物质变精神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人的问题”,因而不畏艰难,提出要“带着感情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通过“社会化、商品化、货币化”的思路把解决教职工住房和拓展校园办学空间、改善办学条件结合起来,就是在人民大学教职工住房条件极差而国家福利分房政策早已终止,并且人大校园狭小、硬件破烂的现实条件下“逼出来的一条思路”。正是这种厚重的感情,让纪宝成校长提出的理念和举措总是体现着浓郁的人文关怀,因而总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强大的执行力。 四 这些充满真挚情感的理念和实践都蕴含并体现在纪宝成校长任职以来的关于人大发展的会议讲话、发言、汇报、工作报告、演讲以及发表的文章和访谈中,将之汇集在一起,就是《大学的探索》这部书。《大学的探索》一书收录了纪宝成校长2000年9月任职以来至2009年9月为止关于办什么样的中国人民大学、如何办好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作者关于宏观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文章没有收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普适性,有的发表过,有的则是第一次公开。《大学的探索》反映了纪宝成校长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实践,对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功能、大学使命和责任、大学发展战略、大学组织、具体办学举措、中国大学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等诸多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实践和创新。该书全面展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很多方面其实不单纯是大学发展的实践,已经溢出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路漫漫其修远兮”,大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大学的探索永无止境! (本文为《大学的探索》编者前言。《大学的探索》,纪宝成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