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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术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繁荣昌盛转向衰败危机的转折时期，社会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第一，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官僚集团不断膨胀，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各种费用随之增加，从而造成广大农民“破产亡业”，“愁怒之气上冲于天”。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士兵哗变屡有发生，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第二，宋代自始至终存在着民族矛盾，有时甚至相当尖锐。面对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宋代统治者不惜每年用大量白银和绸绢去换取边防的暂时安宁。这种屈膝求和的作法更加助长了辽、金、西夏统治者觊觎中原的野心，致使宋室南渡，形成偏安一隅的屈辱局面，并最终亡于民族战争之中；第三，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和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痛惜山河破碎，唾斥卖国投降，指责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同情人民所遭受的铁蹄之苦。他们要求正视现实，改变现实，讲究功利，主张变法改革。而当权的统治阶层为了既得的一己私利，总是对历代的文治武功津津乐道，对现实问题或漠不关心，或认为是违背传统所造成的，因而他们颂古非今，抱残守缺，耻言功利，反对改革。于是，统治阶级内部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对当时社会现实持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因而在对待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学术问题上就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可以说时势造英雄，时势造人才群体。 (二)经济的发展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方面都呈现着继续发展的局面，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所以宋代整个社会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农业，由于剥削方式和剥削形态的变化，农民由过去的奴婢、部曲变为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地缓和了，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开辟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和农作物品种等，因而农业生产比唐代有长足地进步。据研究，唐代粮食年总产量为59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左右。而宋代粮食年总产量竞达1284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300斤左右。“民以食为天”，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增加，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群体提供了进行学术活动的必要条件。道理很简单，人们只有在衣食无虞的时候，才能读书学习，造就出学问渊博的人才群体。反之，如果人们衣食无着，朝不虑夕，要想造就出学术人才，那就难乎其难了。另外，标志着宋代科学技术最高水平和成就的三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广泛地应用于刻印书籍，这就为学术思想的传递提供了重要媒介和渠道，从而使各学派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得以储存、积累和传播。总之，宋代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宋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弘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三)思想上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渊源 宋代实行儒、佛、道并存的政策，使远在东汉时代就有所接触的三派文化思想的广泛交往成为公开合法。这种由不同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所造成的不同思想体系的学说，在宋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错综联系和冲撞竞争，必然会引起单方面的或相互间的文化变动。特别是有着一千多年传统的儒学，在这个“文化杂交”过程中，既保持住自己的“遗传基因”，又消化、吸收了佛、道的哲学养分，从而建构起理学的思想体系及濂、关、洛、闽、湖湘和心学等派别，使宋代学术异彩纷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乎。此外，金朝占领北方和中原以后，迫使宋室南渡，一大批北方人和知识分子由中原迁至江南，补充了南方所缺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种被迫的迁徙，客观上也增强了文化活力，他们把具有中原传统的文化种籽撒播在江南经济和政治的土壤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人才、信息的集聚和积累，同时也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人们透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联系和摩擦，孕育出既有中原文化特质、又有江南水乡风韵的文化新苗。中原文献学即吕学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