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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天下板荡，中原知识分子陷入一种“长考”。 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中，北方学界的泰山北斗是孙奇逢。 孙奇逢，明朝遗民，一生布衣，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清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其学行堪比许衡、吴澄，荐其出山，孙奇逢以病相辞。顺治七年，他南徙河南辉县苏门山(百泉书院)。自是，与河南学者结下因缘，“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 孙奇逢代表诗作是《读许鲁斋集》，诗云： 我读公遗书，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运，民彝已无主。公等二三辈，得君为之辅。伦理未全绝，此功非小补。不陈伐宋谋，天日昭肺腑。题墓有遗言，公意有所取。众以此诮公，未免儒而腐。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 许鲁斋，即许衡，河南焦作人，以北方儒学领袖出仕蒙元。“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两句用了许衡与另一位大儒刘因的典故——许、刘声名并驰，许应召时，刘问：“公一聘而起，无乃太速乎？”许说：“不如此，则道不行。”之后，刘被召而不赴，有人问他，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 后人论及刘因，多义之；语及许衡，或有闲言碎语随之。孙奇逢以“两义各千古”阐述了自己对许衡的深刻理解——尽管他本人“屡征不赴”，选择的是“道尊”，但他欣赏苦心者的“道行”。当然，他的“两义各千古”也为他的门生铺平了出仕清廷的道路。 汤斌与耿介，都曾陪太子读书——他们是太子的老师，也是景日 的老师——嵩阳书院的兴复者。另外，张沐、窦克勤、冉觐祖等当世大儒，也都先后在嵩阳书院任教。 一时间，嵩阳书院成为北方儒学重镇。 但是，以耿介为首的此次嵩阳书院儒学复兴，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过于强调程颢、程颐的至尊地位，在实践上高举的旗帜只是“中州儒学”，由此甚至生发出本不当出现的排他性。 由此导致“中州儒学”群体走向“封闭”——开始，汤斌、耿介还撰写了一些儒学新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封闭”性甚至导致“中州儒学”群体钻入地方文献、特别是嵩山文献整理的死胡同里。 明亡清兴之际的嵩阳书院儒学复兴，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大量嵩山文献，如：《嵩岳志》、《嵩岳文志》、《嵩书》、《嵩山志》、《嵩阳石刻集记》、《嵩岳游记》、《少林寺志》、《嵩阳书院志》、《嵩岳庙史》、《说嵩》等。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中州儒学”群体眼界不很开阔的问题，也有清朝文字狱盛行的问题等。 但是，此次嵩阳书院儒学复兴以整理嵩山文献为己任，最为重要的，也许正是景日 等儒者从嵩山的星野、沿革、形势等入手，理出了一个“中”的问题。 由于新文化的兴起与西方思潮的冲击，“中”的问题一直没能发展成为“中州儒学”的心传，没能发展成为“中”的人文精神与政治哲学，景日 等很快被淹没在“五四”新文化乃至其后文化革命的浪潮中。 但是，在今天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中，乃至整个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中，“中立性”问题却是一个前沿性的命题——政治中立性的要求是否具有一种道德的涵义或伦理根据？它只是一种完备性学说的结果？它如何在各种不中立的教义中保持中立？中立性能否实现？它是否只能在一种摇摆的受限过程中实现？它是否还容易变得冷漠或者软弱？  位于今登封市唐庄乡陈村西南的景日昣墓保护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