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先生强调“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学观念硬套中国固有的哲学”,这当然是对的。用玄学概念翻译佛典的“格义”固然导致误读,用西方哲学概念诠释中国哲学的“反向格义”也难免有这一弊端。但不等于说在中西哲学概念恰相契合的情况下也不能使用西方哲学概念。我想起晚明西方传教士将《伊索寓言》翻译成汉语时用的一个词叫“况义”,即设身处地于特定的情境或语境用最相契合的异国语言来翻译。什么情况下该“格义”,什么情况下该“反向格义”,都应遵循这一“况义”的原则。譬如张岱年先生说,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这一语义就合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又如,翻译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一书的吴寿彭先生指出,范缜在《神灭论》中讲的“形质神用”“名殊而体一”,其中“形”译为亚里士多德的“物身”,神译为“灵魂”,恰相符契;尤其令人诧异的是,“范缜的‘刃喻’恰好相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斧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中西哲学中存在着大致相同的几种观点,这也许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吧。 中国古代哲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原,原人境之美,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我们除了有道德哲学以外,还有蕴涵着丰富宝藏的本体论、辩证法、知识论、历史哲学和美学,因此,不能把中国哲学研究狭隘化为心性论的道德哲学一途。以现代哲学关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逻辑学之一致眼光看,我们的形式逻辑虽然不够发达,但我们的辩证思维和审美直觉的眼光却发展得十分精致,哲理、史慧、诗心相互贯通的特色显得格外突出,彰显着我们民族哲学的诗性特质。康德说凭借知性和道德的实践理性永不能把握“物自体”,只有审美才能架设起一座通向“物自体”的桥梁,这一点其实正是中国哲学气象博大的奥秘所在。当然我们也要弥补自己的不足,冯友兰先生说逻辑分析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当为我们所记取。 我们在讲中国哲学的时候,还应看到哲学学派的多元存在,决非只有从思孟学派到程朱陆王的心性论之一途。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是中国哲学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各家各派的学者都在真善美的哲学探索方面作出了独到的理论贡献。我们中国人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追求真善美的一切天性,不仅是道德的主体,也是认知的主体和审美的主体。明乎此,就不至于像牟宗三先生那样一定要让良知“坎陷”一下才能开出认知主体;明乎此,就会从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中去深入发掘我们祖先的哲学智慧,把它纳入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精神资源。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许苏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