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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庸。农耕社会的人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滋生出了恒久意识,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静定、守常、永恒的。希望统治秩序稳定守常,希望家庭香火旺盛,对爱情也是希望“地久天长”,包括对器物的追求也要经久耐用,都是这种意识的表现。 伴随这种恒定守常的思想意识,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中庸”的文化观念。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美德大力推崇。孔子以后,儒家不但继承了孔子的“中庸”观,而且大力发展,不仅作为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把它作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庸”就是执中。为人处事,不偏于极端,追求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和”之道。 尚调和,主中庸,少走极端,企求安居一方、稳定平和,是一种顺从自然规律的精神。集中到政治家、思想家那里,中庸之道就成为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策略。施之于政治,就是制豪强,抑兼并,平均田产,公正权利;施之于文化,就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讲究异中求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施之于风俗,就是不偏颇,不怨尤,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与中庸之道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推崇诚信,鄙弃口辨,“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体现了这一意向。人们往往把能言善辩贬称为“巧舌如簧”、狡诈之徒,而把实心做事、谨言慎行称之为忠厚实在、正人君子。 第四,守和。与“中庸”相联系的就是和平大同的思想,这也是中华文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农业文明生发出来的重要国民精神就是安土乐业、和平大同。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采用的主要是劳动力与大自然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社会。固守家园,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是农业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先民所追求的,就是在故土田园从事周而复始、自产自销的农耕经济所必须的安宁与稳定。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正是农业社会人民的共同理想。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自卫型的。中国的传统礼教,其精义之一,便在于“防”。“坊民之所不足”,“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态表现在军事上,便是以防御战略为主。综观中国历史,和平自守一直是最主要的思想观念。整个国家和民族所孜孜以求的基本战略目标是“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郑和七下西洋就是这种文化品质的集中表现。作为中华民族国防观念鲜明象征的万里长城,无论赋予它多少含义,它始终是一座毫不含糊的防御性军事建筑,是求和平、求安定的群体心理的物质表征。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壮举和“一天下”、“平四海”的理想,但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很难找到征服世界的狂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记载则俯拾即是。 汉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绘出农耕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完美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五代时期道教学者“大和”社会的理想,“无亲、无疏、无爱、无恶”,达到“天下之至公”。儒、道两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们的学术宗旨虽相异,但在社会理想上,却殊途同归,“大同”、“大和”,根系相通。这正是农耕文明的主要特征。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的时代表现。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思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