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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健文 牟宗三先生说：「『内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即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然以之表象儒家之心愿实最为恰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本义。宋明数百年之学术，只在阐述「内圣」之义理与成德成圣之进路，即所谓工夫问题。此内圣之学并无所谓新旧之别。要之，只能相对现实社会之变迁而在实践上有所调整。此内圣之义为孔子「仁教」所涵，为儒家精神之内核。此即如「爱」之于基督教，「苦」之于佛教，内圣之「仁」即儒家教义不变之常道。 社会、政治、文化而发之行为。因其相应于外在现实的人事、社会、政治而言，故不如「内圣」之「简易」，然其道德本质必为「内圣」所规范。《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中由「格物」到「修身」为内圣之路，由「齐家」到「平天下」为外王之事。但《大学》之言，只是一纲领次序，而无实质的内容，故后来有朱子与阳明对于《大学》之不同解读。传统儒者对此「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事功总视为顺内圣所必能致，为内圣之末。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牟先生称此传统的「内圣外王」关系为一条鞭式的「直通」之途。儒学数千年之发展，其言内圣之学可谓至矣尽矣，然对于「外王」则总只能视之为「成德」之必然结果，为内圣之冀尾。此故有其历史政治之限制，然亦表现了先儒「事功」意识之偏颇与不足。¾「外王」之本义是根据天命之性、道德本心之不容已，而对应外物 传统由「直通」而至之「外王」，因其相应于道德本心之不容已而发，故为不变者。此「外王」之义，除一般理解的「治国平天下」外，一切有影响于现实群体，社会政治者，皆为「外王」所涵，如人见孺子将入于井而引手相救；见孤苦无依者，而作损献，更而建立慈善之事业；见社会上之不平，政治上之腐败，拍案而起与恶势力作抗争，发起、参与、进而推动一运动以致改变现实之不合理，远者如东汉之太学生运动，明之东林，清之公交车上书等，近如六十年代美国之平权运动，中国大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香港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游行」，今日之维权运动，以至当今台湾之反贪腐运动，皆是本道德本心之不容已而发之事。此即是儒者本义之「直通」之外王。 此等顺内圣而至之外王事业皆有至高的道德价值。然而他们皆有其限制与不足，他们皆只能对现实一不合理之事作一时的改正(或可反正一不平之事，或可推倒一腐败的政权)，却不能「立千年之人极」，立政道之大本，这也正是二千年来中国政治只能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不能转出一合理之民主制度之因由。孔子赞颜子能「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能成就外王事功之「一善」，有赖于人良知之勃发，然要能保障此「一善」之不失，使人皆能「拳拳服膺」之，则有赖于制度之建立。 唐、牟等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为「新」之义，并不在于他们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诠释，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哲学意义的对儒家学术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分崩离析的时代，使中国文化的慧命不断，然其于内圣的义理纲维，仍不出孔孟之道统。新儒家之「新」在于他们在承接传统的同时，对儒家学术作一深彻的反省，更能相应时代问题而对「外王」有全新的开展。牟先生以为所谓「新外王」在政治上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在社会上要建立一多元的专业精神。牟先生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义，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义、形式条件，事功得靠此解决，此处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科学就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内容。」此皆非传统「直通」之外王所能至，而必须由「良知坎陷」之「曲通」，由「综和尽理」之精神转至「分解尽理」之精神；由「理性之内容表现」转而至「理性之架构表现」。 故本「直通」之途之群众运动固有至高之价值，但只是一个发端，如无一相对应之制度贞定之，则此一时之成果，转而成空，使一群体之心力枉费，更而使一整代人进入精神虚无之境地。(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国之发展，正是如此)。此制度之建立，则必赖一新外王之「事功精神」。「事功的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彩出奇。」这也就是一种平实的、客观的、无激情的学术精神。由此一精神才能引伸出制度架构。反之，如无道德精神贯注其中，则完美的制度架构亦不能有效的运作，此亦是近年来台湾政治上不断滋生贪腐现象之因由。然而，此决非民主之过，而只是民主社会建立的过程中道德理想与制度架构未能衔接所至。 今日的「自由主义」学者们多不能体悟由道德本心而发之「直通」的外王事业。对今日台湾「反贪腐」之群众运动，他们皆持反对的态度，以之为违反宪政民主制度的行为，甚至认为是「暴民政治」，民主的大倒退。然而，他们忘记了宪政民主制度非凭空而作，其本源在于人的道德本心。如无此等基于道德理想之群众运动，无论宪法写得如何完美，民主之制度设计得如何精密，皆只是一纸空言的文字游戏。此等群众运动之价值正在于唤醒人的道德意识，使人重新反省民主制度之根本。概一切合理之民主宪政，必本于人之道德本心而立，但制度一经建立，人生活于其中，如「鱼相忘于江湖」，很容易使人忘记了此制度背后的精神本质。只有在制度发生问题时，人本其道德之心投身于群众运动，以推动此制度之完善，才能使人有机缘再体认此制度之道德精神意义。近世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皆赖此二者的结合。此为「直通」之「外王」与「曲通」之「新外王」之衔接处。故此，二者之以己为是，以他为非，互相指责，皆是蔽于一端。今日中国民主建国之正道即在于「群众运动」与「制度」之相互了解与配合。这也正是儒家「新外王」在现代社会的全面开展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