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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沟士绅们的反抗，显然激怒了教会，带着美国士兵抓捕了当地士绅，民教冲突迅速恶化。都统衙门巡捕局长严词指控“美国传教士煽动”，并要求对“传教士的行为”进行约束。都统衙门随即下令将王家沟士绅们转到法庭（84-13）。 王家沟民教冲突的后续情况，在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没有记载。但当时北京外交使团接到了指令，“要求友好地解决赔偿事宜”（84-13），估计此事应该和平处理了。 清末的不少社会矛盾，都是由民教冲突引发，所谓的教民中，不少是为利所驱而入教，多有依仗洋人的势力欺压乡里的情节，西方不少传教士、外交官也看到了这点，但民教矛盾的激化，反而容易成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谋取更大利益的借口，因此西方在此实行了双重标准，放任教民。而到了八国联军自己治理天津的时候，对类似的事件却基本采取了公平的处理，以期打造其治下的“和谐社会”。 八国联军对天津的占领，是中国百姓第一次近距离地与西方占领军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此前的中外冲突，西方军队并未在占领地建立临时政府），客观地说，不仅是中国的习俗、文化在经受来自西方的挑战，也是西方的理念、行为模式接受东方的挑战。这些文化、制度上的激烈碰撞，在都统衙门的会议纪要中留下了不少痕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