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来华耶稣会士是否进行了阻挠？ 现在我们可以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了：来华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要是汤若望等人真的象某些人想当然的那样是对Copernicus学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那他们完全可以在《崇祯历书》中对Copernicus学说绝口不提，为何要既介绍其人，又介绍其书及地动学说？引用Copernicus的观测记录，即使从技术角度来说有其必要，那也完全可以不提他的著作和"新图"，更无必要将他列为四大名家之一，使之可以与Ptolemy和Tycho分庭抗礼。而且，在一百多卷的《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除了上述"实非正解"，再没有一句否定Copernicus学说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汤若望等来华耶稣会士不仅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这一学说的某些重要部分，给了这一学说很高的评价，对中国人了解、接受这一学说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在程度上还是有限的。而且，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来华耶稣会士们和罗马教廷并非完全一致。 戊、Tycho体系在客观上是否能产生阻挠作用？ Tycho体系当然不是他闭门造车杜撰出来的，而是他根据多年的天文观测──他的观测精度冠绝当时──精心构造出来的。这一体系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事实上，Ptolemy、Copernicus、Tycho、Kepler乃至Newton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今天的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的，Newton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当代著名天文学家A. 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２７］ 不少人士认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的是"托勒密和第谷的唯心主义体系"，［２８］或“托勒密的神学体系”，［２９］至少是人云亦云的说法，源于对天文学及其历史的无知。 这里涉及中西天文学传统中的两个重大差异。 首先是对天象的描述方法。中国自古使用大流士方法，通过近似公式──在本质上与巴比伦的周期公式相同──去描述天体运动。西方则从至少从古希腊的Eudoxus、Hipparchus、Ptolemy以下，一脉相承，都用几何模型方法。证明这两种方法的优劣不是本文的任务（尽管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中国传统方法未能产生出现代天文学），但从《崇祯历书》修成以后，几何模型方法──即所谓西法──确实风靡了中国天文学界。中国学者认为西法的一个重要优越性，是可以提供对天象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中国传统方法所不能提供的。对此李之藻1613年在向朝廷推荐耶稣会士时说得非常明白： 其所论天文志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３０］ 而明显的事实是，这种用几何模型描述天象的方法，在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手里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从方法上来说。Tycho体系不可能妨碍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其次是宇宙模型问题。众多的本轮、均轮偏心圆固然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假设的，并非实有其物，对此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皆无异议，不少中国学者（包括阮元在内）也都明白这一点。但对于地心或日心这种模型的大结构，各家都认为是反映了宇宙真实情况的。而此种宇宙模型，在中国传统天学中毫无用处，也从未产生过。因此Copernicus的日心模型也好，Ptolemy的地心体系也好，Tycho的折衷体系也好，对中国学者来说都外来的新事物，而它们在作为宇宙模型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学者接受了Tycho体系之后就会妨碍接受Copernicus学说呢？难道中国学者都是先入为主、不会思考之人，以致一旦接受了某种外来之说，就会一味盲从、从此拒绝一切别的更好的学说？ 再次是欧洲天文学史所能提供的旁证。众所周知，自Ptolemy以后一千数百年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天文学家，包括中世纪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乃至Copernicus、Tycho、Kepler等伟大天文学家，无一不是从Ptolemy的天文学巨著《至大论》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养料──在这一千数百年间，《至大论》就是天文学的《圣经》。与此相仿，Kepler也从Tycho的工作中获得营养。Ptolemy、Tycho体系在欧洲为Copernicus、Kepler提供了养料，成为他们前进的阶石，难道到了中国就偏偏会成为人们接受后者的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