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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句名言说“矫枉必须过正”，文革中专门批判中庸之道的。中庸讲什么呢？庸，就是平常，保持平常心，也就是不偏激的正常心态。我后来体会到，保持平常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很冷静、很理智，才能客观。一个人很容易偏激，当他钻到某一方面时，就偏了。中，就是不偏不倚，孔子有句话说“过犹不及”，中就在这里，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尚中境界，不走极端，这实际是要求掌握好“度”。要把握好度，就要掌握好客观情况，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是“中”，然后采取的对策也是“中”，执行政策都要适度，避免矫枉过正。但是有时候矫枉过正不可避免，由于水平、经验不够或当时的客观环境，很难避免矫枉过正。但主观意识上不能说“矫枉必须过正”，特别是当我们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掌握了主动权的时候，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们有客观条件掌握好度。一“过”有时就要冤枉千百万人。过去搞文革大批判，有些人我还真是佩服得很，什么事在他们手里都能上纲上线，拔得很高。其实，任何事无限拔高、上纲上线都不是真水平，恰如其分才是真水平。现在对中庸就重新评价了，最近有些书专门研究中庸，把中庸提得非常高，不仅是对世界的正确掌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这跟研究《儒林外史》很有关系，《儒林外史》中的一号理想人物虞博士，他性格的核心就是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作者也是从中庸这个角度来揭示人的性格优缺点，来衡量人物。 第五，四书五经。过去是被视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属于扫荡之列。尊孔读经是过去鲁迅一再批判的，现在出现了“国学热”，有人把四书五经当作“永恒的经典”了，提倡读经诵经。这种提倡对否另当别论，但是我们要承认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其中是有精华的。四书五经并不是应该完全扫荡，完全是糟粕，其中有许多精华，一概否定那是太简单了。《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以朱熹的解读为答案标准的。现在科学的对待这些相关问题，也影响到了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第六，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于1920年首先指出，批评八股科举是《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这个说法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研究。有人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作比较，说《聊斋》知识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而《儒林外史》是否定了整个科举制度，所以《儒林外史》很高明。把否定科举制度彻底不彻底作为衡量《儒林外史》思想性高低的标志，就有失偏颇了。 让我们用中庸的态度，用平常的心态来看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就是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举拔人才、充任官吏。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也就是血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血统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第一，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知识、学问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血统，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知识学问的地位。第二，科举考试对全社会所有等级开放，像范进那样的乡村穷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各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挤入上层社会，甚至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挤入统治集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逻辑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在理论上承认在考试面前、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汉代实行过察举制度，由州郡根据“乡曲”的舆论来推荐。有点像文革中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这种举荐从理论上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举荐需要有很好的外部条件：公正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正直的执行官吏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结果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左右，结果更不公平。相比较之下，考试还是相对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只要做得好。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外国传教士发现后大加赞赏，十九世纪前后英国人学会了考试，后来传到其他国家。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的好，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问题就更大了。它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 这些涉及到《儒林外史》一系列问题的外部条件都在变化中，我们今天解读《儒林外史》能够跟三、四十年前一样么，我们必须思考许多问题，要重新来选择思路分析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外部条件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 下面第二个问题，解读角度的选择。 解读《儒林外史》选择什么角度？解读角度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评《儒林外史》就从反封建、反对科举制度的需要，认为《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就是反对科举制度。我们在破坏一个旧制度的时候，强调批判封建制度，从制度层面的批判就是高级的批判，所以当时从科举制度来批判是了不得的。 熟悉文化的同志都知道，文化从表层面到深层面，由表及里依次为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八股科举制度就属于制度文化层面。相对而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变化比较快，而精神文化更深入也更持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深入到人性的细微微妙之处。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方面，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类及其社会的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表现，对生命意趣的探索和追求，因此虽然时过境迁，政治制度变化之后，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仍然能触动人的心灵，仍然有生命力。《儒林外史》如果仅仅是反科举，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可品味的价值了。 过分强调政治，把文艺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对文艺的发展很不利。有些作家的思维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当下的政治运动和需要上，而是有更深入的追求，感受更深的人生内容，那么他写的作品就不会停留在表层。 如果不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就是利益驱动的正负效应。 唯物史观有条重要的原则：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之前，利益驱动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利益驱动的原理不能过早废止，毛泽东时代批判“物质刺激”，认为那是修正主义，他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历史已经证明，那搞得太早了，不符合我国现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是惨痛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要经过很长阶段的有剥削有阶级有等级的社会，要等到生产力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阶段才能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不需要利益驱动的 主义社会。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四个人只有三块饼，只能有两个人一人吃一块，有两个人一人只能吃半块，这时候就需要利益驱动：谁干得好可以吃一块，谁干得差只能吃半块，这就要分出等级，需要比试。只有到了四个人有五块饼，每人都吃不了时，就不要分等级不需要利益驱动了。必须经过有等级、有竞争，才能达到消灭无等级、废止利益驱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是不是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无所作为呢？就任凭拉开距离，任凭贫富悬殊呢？不是的。现阶段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古代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不平均。现在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说不怕不均等，比如有人一个月拿一万，有人一个月拿一千，承认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怕不公正，要按照公正的程序来平等竞争，大家依法而行公平竞争，不是依仗特权不公平竞争。 现在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比以前客观多了，我也是前不久听人讨论这个，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们的口号也一直在变，十六大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就是讲激励机制，激励使效率提高。有激励就有等级，就承认有差别。现在说效率和公平都很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