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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驱动不能废止，它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有好处，一边受伤，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也有很多明显的负面效应。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刚才讲的推荐和考试，考试就绝对好么？不是的，也有很多弊病。推荐就绝对坏么？也不见得，如果外部条件很好的话，推荐也有相对的合理性。 利益驱动从正面来说，对人起激励作用，提高效率，发挥个人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掌握好自己，追名逐利时就容易失去心里平衡，会造成人格分裂或歪曲，造成人性的异化，就会引发种种的人格堕落。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封建时代才有，在利益驱动的整个阶段都会有。所以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负面效应也是必然的。关键就是人怎么控制它调节它，矛盾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用合适的方法解决矛盾，使之处于和谐状态。 利益驱动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功名富贵驱动，功名富贵是个集合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在《儒林外史》的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起步阶梯是科举考试，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科举考试而充分曝光，反过来说，不是只有科举考试才产生相应的弱点，在不以科举取仕的时代，人性的相应也会围绕着那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制度和机制而暴露。利益驱动的具体机制会因时代而异，但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镜鉴作用。 下一次重点要谈虞博士，《儒林外史》中的一号人物，在小说的第36回。《儒林外史》很少专门为一个人立传，一般都是交错着写的。而第36回专门写虞博士，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第36回，这样下一次我们讲就比较容易理解些。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儒林外史》写得深刻的就是写到精神现象，落到精神文化的层面。精神现象有肯定性的，有否定性的。今天我们先讲否定性的精神现象，下一回专门讲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过去比较重视否定性精神现象。《儒林外史》对当时社会的否定性批判，在五四时首先受到进步的文学家和研究者的重视，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起作用，应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需要，从五四到解放后以及文革期间，都是重视批判的内容。否定性的人物、现象研究得很多，讲得比较充分，像范进、周进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我们先就这部分讲一讲，不全面的讲了，讲四个人物。 1、马二道路的普世性 对马二先生这个形象，现在的大文学家从鲁迅到张天翼再到何其芳，评价都非常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有两个段落专门评价马二。何其芳先生是建国以后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说在古典小说中能称得上典型的不多，马二算一个，算一个典型。张天翼是现代小说家，在1942年发表过一篇三万字的论文专门分析马二，张天翼的创作如《华威先生》、《包氏父子》都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称为“现代《儒林外史》”。 马二一出场就对举业作了观古通今的宏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也引了这段话——劝人家考科举，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身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所以孔子只讲言寡有，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练文章作举业，断不讲那“言寡有，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有，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孔子要行道，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行道。） 马二这是说各个时代的举业不一样，在孔子的时代，举业就是“言扬行举”，有什么好的言论，好的道德品行，就把你推举出来，就有官做了。 鲁迅称赞这段话“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是说马二的话不仅说出了当时做学问的目的，而且洞察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 1942年张天翼在俏皮的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他会怎么讲呢？他会说“就是孔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会讲那‘言寡有，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有，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官吏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让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根本不去想的。马二创造性的把宋真宗的诗劝学诗和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呢？就是文章选本了。马二先生是搞文章选本的，文章选本就是把那些考中的人写的文章选出来，加以评点，作为作文的范本，作为科举的指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