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吴著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准则，坚持了文学本位，很好地解决了研究的文学性与研究的文献性的结合问题。吴著跳出了时人“鉴赏性”研究的惯性，而切入唐诗创作之原初本体，以歌诗的传唱现象来观照、阐释和求证唐诗创作和发展，涉及到唐诗艺术发展的自身，确立了以“歌”释“诗”的理论模式，无疑是拓宽了唐诗研究的视野，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思考与行动的参照。 【关键词】 《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吴湘洲著） 诗人何为？这是文学创作上具有终极意义的追问。我思故我在，故我困惑，故我追问：理论研究者何为？古代文学研究何为？唐诗研究何为？读罢吴相洲教授的新著《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我似乎获得了一种正面的回复：研究也应该是研究者生命激情的真诚投注，也应该是研究者睿智和深思的真实出演，古代文学研究也应该具有关于社会现实语境的积极呼应。 唐代的歌诗研究，虽然当今学者涉入者寥寥，毕竟有任半塘、王昆吾等前辈筚路蓝缕在前，任半塘的《唐声诗》等著述就有奠基之功。但是，学界迄今还没有把歌诗创作作为一个现象来研究，在歌诗研究上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描述，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推原，吴相洲教授的《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在此方面具有扛鼎之力。 就研究本身而言，吴著跳出了时人“鉴赏性”研究的惯性，而切入唐诗创作之原初本体，这样求解的视角，也引发了笔者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此文从以下三方面来讨论。 其一、文学本位的问题。 所谓文学本位，就是研究要涉入文学本体，以研究者的生命激情投注到文学对象，着重探讨和解决文学的内部问题。陶文鹏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古代文学研究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以文学为本位，以整理文献研究为基础，……我们提倡把文献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提倡古代文学研究与史学、哲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相打通，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相打通。”（《文学遗产》2005，1）应该说这些话都是针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那种“考据至上”而言的。在一些人的心目里“考据才是真学问”，其研究的路子就是琐屑考证，编制年谱，作品系年、排比往事、仕迹交游等，以考据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只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满足于追究来历的典故笺注，而放弃了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大问题的关注，忽略了对文学本体的价值研究。 吴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坚持了文学本位，很好地解决了研究的文学性与研究的文献性的结合问题。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的是文学；而从研究的形式来看，也是文学性的研究。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对歌诗创作在唐代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理论上的考察，属于逻辑分析，后四章则从事实层面考察，属于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五个部分互为照应，多方互动，而又一脉相承，各有侧重，生动而详尽地描述了歌诗发生的原因、环境、盛况，以及歌诗与整个的唐诗创作的互为关系。吴著既不忽略材料考据而空泛作论，又不是迷恋于细微末节的考证，而以考据自娱，或以此来标榜“博闻多识”。虽然此著仍然是以“传统”性研究为主，而参照和化入其他多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文学、逻辑学、发生学和原型理论等，这种以文学为本体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开阔，避免了学术思维的僵化，非常有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突破。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作者特别注意了材料的引证，而贯穿着对古典文献资料的娴熟运用。从其材料的举证和剖析中，在对具体事件的详尽描述中，在其丝丝入扣的思辩和层层深入的逻辑推论中，我们可以见出研究者对古代文学家灵魂的追索，见出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的智慧解读，同时还能够真切感应到学者的思想脉搏，受到其中活泼的文学气息的熏染。 其二、创作还原的问题。 当下唐诗研究，不少是粗放型的，满足于静态分析，专注于发微钩沉，多属于考据学或阐释学范畴的研究，而在探索唐诗兴盛的原因时，往往习惯于从时代因素上寻找，笼统地归结为几个方面。诗歌何以在唐朝出现高潮和高峰呢？吴著以歌诗的传唱现象来观照、阐释和求证唐诗创作和发展，涉及到唐诗艺术发展的自身，而使我们对于唐诗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刻，唐诗与时代、唐诗与社会文化、唐诗与其它文学等的逻辑关系亦清晰和明了。 譬如说，对盛唐诗歌兴盛的原因的考证与解析，吴相洲在此著的第三章里说：“多年来学界对于诗歌创作为何到盛唐会出现如此彬彬之盛的局面，已经做了多方解释，但还没有人系统地从歌诗传唱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重大现象。” 于此可见，选择歌诗的研究视角，表现出研究者的深思与睿智，也表现出研究的个性和创新精神。 任半塘的《唐声诗》里认为：盛唐是声诗的极盛时期。胡适则把这一时期说成是声诗时期，“开元、天宝时期的主要事业也在于制作乐府歌辞”（《白话文学史》P15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吴著中经过广泛的引证，证实“歌诗传唱是盛唐人生活中的很普遍很重要的一件事”，进而得出了结论：“盛唐诗人的歌诗写作直接促进了盛唐诗的繁荣。”纲举目张，以此探进，一应关于盛唐诗歌的问题都有了独特的视角，都得到了让人心悦诚服的解决，如为什么盛唐的边塞诗特别发达？又如为什么七古与七绝在盛唐最为流行，为什么有人把七古与七绝说成是最能够代表盛唐诗风的两种形式？再如为什么盛唐诗风平易自然？乃至推论到盛唐人的风雅观是如何形成的？吴相洲推原创作的原初状态与原初动因，成功地再现了创作的原初旨意和原初效应，使研究对象成为一种“动”的过程。以歌诗的视角来解析唐诗的兴衰，无疑是拓宽了唐诗研究的视野，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提供了思考与行动的一个参照。 其三、贴近创作的问题。 学术专业化决不等于学术的非社会化、非主体化，尤其是文学研究，更不应放弃当代，隔绝社会。我们说，古代文学研究也应该以解决有价值的问题为目的，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准则，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让今人在文化和艺术上获得直接间接的滋养。有人以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在现代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研究所现成的框架中进行的”（《光明日报》2005.1.28第6版），意思还只是局限于文体的视域，吴相洲的研究，已经关乎诸多领域，追求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社会现实语境的积极呼应。他在此著的引言部分指出：“对歌诗这种诗歌创作的原生态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实践也会提供一定的借鉴。”古代文学研究中有这样明确的“实用”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我们除了能够在他的研究中看到隐藏于材料之后的深切拷问，还能够听到研究者与古代文学家的心灵碰撞。其实，吴相洲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远不止于此，比如，他经过多方考证而肯定地说：“盛唐歌诗艺术生产达到了一个空前繁盛的局面，其最大的特点官方出面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创作……”（P180）像这样让我们直往当下去联系的结论，在此著中不时可见，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具有与当下“对应性”研究的意义，见出其为当今文学艺术寻找繁荣出路有感而发的忧心。 学术专业化决不意味着放弃对智慧的追求。放弃对智慧追求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衰弱的学术。在唐诗研究热闹之极而又相互因袭的时候，吴著的出现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以为，吴相洲最重要的创新就是，从乐的角度研究唐诗，确立了以“歌”释“诗”的理论模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切入唐诗的崭新蹊径。 【评论者简介】王志清，南通市人，53年出生，教授。主攻古代文学及文论，有专著《纵横论王维》等6部。研究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江海学刊》、《文艺理论与批评》、《鲁迅研究月刊》、《东北师大学报》、《山东师大学报》、《深圳大学学报》、《北方论丛》、《社会科学辑刊》、《江淮论坛》、《人文杂志》、《晋阳学刊》、《中州学刊》、《东岳论丛》、《学海》、《江苏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内蒙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等杂志。 【原载】 《唐代文学年鉴2005》（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