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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您先后荣获“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汤用彤国学奖”，二者都是国学界重要的奖项。您的新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也入选“人民出版社2017年度十大优秀学术著作”，您觉得它的主要创见在哪里? 郭齐勇：谢谢你们大雪天来采访我!获得这些奖对我来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真是不敢当，我心里有压力。我的小书《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大概是30多年来的一个积累，我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研读了他们的著作，也拜访过一些前辈，了解这个思潮。我是将它放在五四以来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加以定位的。过去我们总是将现当代新儒学与五四精神、现代价值对立起来，认为它是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如果说有一点什么新的看法的话，我认为现代新儒学其实就是启蒙精神或者是五四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样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传统，绝非仅仅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而是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学对启蒙思潮、五四精神是有深刻反思的，就像梁漱溟先生说的，这个时代不能只是往前冲，我们还得立定下来，还要往后看一看。现代社会是不是只要民主科学就够了?况且民主科学也没那么简单。虽然五四的精神很了不起，胡适之、陈独秀、鲁迅都是影响深远的人物，但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有些观点还是平面化、简单化了一点。民主科学能涵盖整个宇宙人生吗?诗书礼乐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吗?文明教化、心性涵养可以不要吗?儒释道、宋明理学中的精神与西方哲学、宗教的精神完全不可通约吗?这些都是现代新儒学着力探讨之处。所以，我是将它作为整个五四启蒙传统的一支补充力量来看待的，它反思现代性，但并不反现代化，它不是现代化的一个反面，而是现代化的一个补充。现代新儒学的很多论述是针对五四启蒙思潮的缺憾而发的，将它带进来，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时代，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弥补这些缺憾。“儒”就是有文明修养的人，他们并不与现代对立，有生命的厚度，有价值，有信念信仰即安身立命处，这是现当代新儒家特别强调的，也是我想表达的。 当代新儒家一直是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您是如何界定“当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这两个概念的，它们的边界在哪里。另外，您觉得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评价这个思潮? 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按刘述先先生的说法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称为现代新儒学，包括“三代四群”的学者;狭义的称为当代新儒家，专指“熊十力学派”。我用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这个概念更具有开放性，我大致将它分成五个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是其形成时期，可视为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是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这两个阶段均发生在中国大陆;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发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因此也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因此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第五阶段是比海外新儒学稍晚，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引入并发展的现代新儒学，因此也被称为“大陆新儒学”。 至于如何评价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中的现当代新儒学，我觉得在现代浩浩荡荡的各种思潮中，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比较起来，它虽不是主流，但确实很重要，有意义。其意义在于：其一，它不脱离我们的文化土壤。它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基因中发掘现代化的内在力量，或者说找到一些现代化的根芽。现代化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它是中国文化所必然要求的，当然这种必然性不是逻辑的必然性，而是辩证的必然性、实践的必然性。其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观与信仰。它重视中国文化、诗书礼乐的传统，这是养育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中国的文明传统并不与启蒙价值相违背，相反它有自由人格的追求，可以与民主科学相结合，有助于克服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弊端。现在科技昌明，的确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但也暗含着很多危机。科技的单面发展其实是有隐忧的，它不能脱离人文价值的指导，比如克隆、转基因等，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伦理问题。现代文明了不起，但是不能没有批评的声音，它需要传统的辅弼。警惕现代性的单向度及片面性，批评原子式个人主义及欲望的膨胀，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加健康的现代性成果。现代性的诉求与现代性的反思不是矛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