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齐勇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入学讲座现场。 您刚才也提到了“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它应该如何界定?您对儒学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呢?有人说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表明我们已争回了儒学发展的主导权，您怎么看? 郭齐勇：我反对将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对立起来的看法，就如我反对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对立起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二分，内圣外王在儒学是一体的，内圣是心性之学，外王是事功之学，就是政治之学，没有所谓只讲心性修养而不做政治事功的儒家，反之亦然。说到“大陆新儒家”概念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我曾为 “大陆新儒家”下过一个定义：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中、西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调适，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郭齐勇：《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人民日报》2016年09月11日)我认为此派学者应该包括：汤一介、庞朴、张立文、余敦康、蒙培元、牟钟鉴、陈来、杨国荣、郭齐勇、吴光、李存山、张祥龙、颜炳罡、景海峰、吴震、黎红雷、朱汉民、张新民、蔡方鹿、舒大刚等。这个名单当然大可斟酌，难免挂一漏万，还有很多学者特别是新生代并未列入。他们对儒学的发展当然超出了唐牟的范围，但他们的背后无不有着康德、牟宗三的影子。我认为 “大陆新儒家”完全没有必要，也无法与港台新儒家做到壁垒分明，就像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无法全然二分一样。 当然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也可以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系谱来划分儒学，如就儒学内在成分的侧重点之不同，有所谓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就地域而言，有港台新儒学、海外新儒学、大陆新儒学等;从城乡来分的话，有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城市儒学;从大小传统来分的话，有精英的儒学，也有大众的儒学。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的，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只要还是“儒学”，就应该具有“儒学”的整全性与核心意涵，儒学的“内圣外王”是一体的。 近年来儒学在中国本土回归、复兴，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我们最好不要用“争回”主导权这样的说法。儒学从宋代开始，特别是明代以后，就是东亚社会共有的思想资源，日韩越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儒学传统，都有创造性。如果一定要用中心、边缘这样的词，那么儒学的中心与边缘也是互动的。儒学发展也是机缘巧合，有时代、地域的背景、制约与需求。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说到底还是自身的社会需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安定了，自会有这种需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终究要找到自己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其实唐牟徐是乐见中国文化反哺大陆的，钱宾四先生生前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在批孔成为主潮的情况下，儒学在大陆没有存在的可能，遑论发展，幸好有港台地区保留了火种。 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及其周边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这一带叫做儒教文化圈或者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的庙堂在哪里呢?在家里。过去我们有家庙，有祖宗牌位，朱子家礼讲的就是这方面的礼仪、规范。亲人葬在哪里呢?在乡下离家不远的一个墓园。冠婚丧祭的礼仪就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就在家国天下中，它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东南亚等地的发展，都是自然形成的，是很自然的过程，滋养这些地域、社会的方方面面。越南的孔庙(文庙)多，胡志明反对批孔，他保留了较多孔庙。我们的文庙大多已惨遭厄运，侥幸留存的也残破不堪。儒学成为汉字文化圈的主要精神导向是自然形成的，儒学就是一种文明、一种修养，它浸润家国天下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儒学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儒家士人主导的文化。过去“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儒家的礼治在调节这个社会，儒家士人在其中起指导作用。所以说，儒学是一个整体，我们现在根据研究的需要，将儒学分成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难道为政者就不用讲心性修养吗?难道心性修养只是在家里静坐，不用去社会实践吗?比方梁漱溟先生，他说自己是个行动的思想者，他参与了那么多实际的政治事务，可是他的修养功夫也好生了得，实际上他是心性修养与外王事功并重的。儒学是个整体，不能割裂修己与安人、内圣与外王。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学中已经现成的有了现代价值，就像牟先生说的“曲通”以开出民主科学一样，儒学需要现代转化，仅就道德主体开出政治主体而言，这一领域与康德的法权哲学、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及当代社群主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对话空间，有非常多的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您长期担任国学院的院长，对国学学科建设贡献良多，在国学教育、国学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以及国学与文化自信、国学与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的关系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