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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国学的学科建设我们提倡了很多年了，但国学学科现在并没有列在学科目录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提“国学”呢?其实还是希望发展出本土的文化。有人批评“国学”大而无当，其实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才提出来的，因为现在的学科标准全部是西化的。但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来看待国学，的确是削足适履。在西方这套学科体系里面，人文学科被分化了且被边缘化了，而社会科学又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做法，这是与人文学大相径庭的。源自西方的现代学科的划分，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学术学科方式是不同的。过去我们有经史子集，虽然只是一些部类，只是一个图书的分类，但它仍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方便之门，还有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诸路向。如何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还体现一点传统的东西呢?特别是经学，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无处安立。经学是中国过去最大的一个传统，现在没有经学了，子学、史学、文学还可以勉强在文史哲分科中体现一点，但是经学被裂解了。现代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是将传统学问当作死物，而且越分越细，肢解分离，不是像我们过去的学科，文史哲不分家，传统学问是一种整合的“生命的学问”。《史记》就只是历史的资料吗?《诗经》就只是文学的资料吗?我们现在将史部和经部的这些经典看成死物，当作史料去研究，这就将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的活的传统、整合的传统都丢掉了。过去的学者，在他们心中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他们的研究既有很精深的研究，又不脱离一个大的学术背景。所以我们设立国学学科，主要是想重振经学，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人文学的重建。西方的学科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肢解了中国的人文学术。现在文史哲各学科培养人才太过单一化了，我们希望未来的学科发展不要太过于褊狭，希望文史哲兼通，儒释道兼通。过去我们讲，学中国文化要“通”，实行通才教育，西方也有通识教育，所以我们倡导培养传统文化的通人。 国学里有华夏文明的主要精神，也有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国学不只是精英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下层老百姓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过去的老百姓，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的做人做事之道基本上还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及四维八德等儒家的价值。王阳明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虽然老百姓是日用而不知，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依照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而行的，体现在他们行为方式中的其实就是这一套价值观。所谓的儒学的复兴，正是要自觉地让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底层老百姓还是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在行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儒学并没有脱离老百姓现实的生活，只是没有自觉，现在我们要自觉。 西方人有1500年的基督教教化的历史，中国人有2500年儒家教化的历史。过去在家庭，有家信、家书、家训、家礼、家谱、家教，儒学由私领域到公领域，渗透到家国天下的各个方面。延续了2500多年的儒家教化的传统，是不能随意丢弃的，它是可以转化的正面的东西。健康的现代化成果的取得，离不了儒家的这一套教化。这里有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日用常行之道，是现代化生活所必需的。目前的状况有点糟糕，比如财大气粗、为富不仁的心态，过去我们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我们失去了“富而好礼”的传统。这一套文明的教化，与我们的现代化的前景是有关系的。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只是科技的昌明，商业的繁荣，不能一切只是靠政令。人文学其实是健康的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补充，我们希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治现代科技与商业文明的负面。人不是单向度的，人的全面发展远非科技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所能涵盖，人不能变成六亲不认的经济、金钱的动物。现在很多人轻视人文，眼里只有金钱、只有科技，用经济，用效率，用功利来衡量一切。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很好，但是不能没有人文的维度，否则就会很危险。单面化的发展，社会就会坍塌，人性也会异化。我们要将人文的价值与现代商业文明、科技文明结合起来，成就整全的社会，成就整全的人。我们本来有儒家教化的传统，但我们将它全部打倒了，现在要将它接续过来，这才是我们的重生之道。 我们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要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没有文化自觉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我们拿什么自信呢?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了解多少呢?我们的传统里面有糟粕，有负面的东西，有需要时代汰洗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养育我们心灵的东西，有正面的东西，有可以现代转化的东西。这既不是文化自戕，也不是文化自恋，而是超越自戕和自恋的一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有分析的、有理性的，它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觉就是自觉利弊、自觉长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文化认同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而伦理共识是解决法治社会的基础问题。认同问题不是官方一个指令就可以解决的，单靠法律运作也不能调节整个社会。假如我们对真善美、假丑恶没有一个共识的话，法律的运作是不能彻底的。法律一定要有道德的基础，需要伦理系统的滋润。所以，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需要解决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需要解决伦理共识和终极关怀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在现代化转进过程中，找到一些公约数。实际上，即使是在全球化的现时代，世界各国还是要调动本土的族群的文化，使之成为民众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之所在，成为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从世界文化的比较来看，中国不能没有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不能不从中调动一些资源来做创造性的转化。 现在国内仅有的几家以国学命名的机构，其中人民大学提倡大国学，有藏学蒙古学满学和汉族的国学并存，山东大学做的约等于是一种儒学。在您看来，国学除了最核心的经学之外，应该有怎样范畴和边界? 郭齐勇：人民大学的同仁、山东大学的同仁都做得很好，很了不起!国学专业迄今在全国十几家高校有本科生，像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深圳大学，国学本科生的人数可观，每个学校的国学院系都有自己的特点。每次召开国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各大学大概有50多家国学机构参加，有的是研究院只做研究，或培养硕、博士生，现发展得都很好。 其实汉字并非就只是汉民族的，像《史记》里面就有各个民族的列传。以汉字为载体记录的文化，所积淀下来的东西，不只属于现在的汉民族，它的性质不是由作为文字载体的汉字决定的，这不是大汉族沙文主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正所谓“一体多元”，“和而不同”。我国不同时空、不同民族、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其中还伴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我们也希望像人民大学那样，但武汉大学国学院师资力量很有限，目前不可能过多涉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比如蒙古学、藏学的研究。我们主要还是从汉字文化的传承中，从汉字记载的古代典籍入手，来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汉字记载的少数民族的文献，来研究他们的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