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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诠释 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和而不同”思想进行过现代诠释，例如，袁济喜教授在其专著《和——审美理想之维》中认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以和为美’，诞生于这种特定的农耕文化土壤与人际关系之中，从而造成了审美范畴‘和’的直观与感性色彩浓烈的特征，同时也说明‘以和为美’更近于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认同与判断，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与美观上的判断。”[5]（P7）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美”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一种“形式与美观上的判断”，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认同与判断”，袁济喜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 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亦对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例如，冯先生在著名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6]（P253）虽寥寥数语，但冯先生的这番话却深刻地阐释了“和而不同”的哲学道理。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冯先生还巧妙地运用打比方的方式进一步阐发这一问题，冯友兰先生说：“譬如一道好菜，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味道调和起来，成为一种统一的新的味道；一首好乐章，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6]（P253）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冯友兰先生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这一重要的哲学思想。然后，冯友兰先生得出结论说：“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而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6]（P253）通过这一系列深入浅出的论述，冯友兰先生对“和”“同”的关系作了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对“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了精辟的解析。冯友兰先生认为，“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对待“异”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同”不能够容“异”，而“和”却非但能够容“异”，而且还必须有“异”。可见，“同”与“和”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代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和”则代表的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此外，江泽民也曾阐述过“和而不同”这一优秀思想。江泽民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7]（P522）从这里不难看出，既不讲求“千篇一律”，同时也不“相互冲突”，乃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基本要义。既“相辅相成”，又“共生共长”，才符合“和而不同”的真正意蕴。应该说，江泽民对“和而不同”的这一阐释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辩证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进一步将“和而不同”视为“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P522）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对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现代诠释，非常难能可贵。 三、“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 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虽历时久远，却历久弥新。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实践当中，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譬如说，“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和运用便是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求同”者，乃寻求“共同点”也。“共同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例如，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立场等等），这是不同力量共同合作的重要基础。而“存异”则是敢于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不同主张。所以，综合起来看，“求同存异”既能够建立起多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又保证了不同方面的多元利益和多元要求，进而在不同力量之间达成和谐共处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求同存异”正是体现了“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传统，是中国儒家“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既是一种睿智的哲学观，同时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它既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文化积淀，同时也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 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进行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历史周期律”问题。黄炎培先生这样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8]（P148）黄炎培先生接着还说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8]（P149）黄炎培先生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8]（P149）对此，毛泽东认为，黄先生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是有办法跳出的，“民主”就是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新路”。于是，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8]（P149）毛泽东接着回答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P149）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著名“延安窑洞对”（学界亦有学者将其称为“黄毛对”）。[9] 70多年过去了，“民主”这一主题仍然在继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观点。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例如，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0]十八大报告还提出“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继承并发展了党的十八大这些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还提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