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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科学诠释批驳孔子轻视妇女说 1.准确揭示关键词语的内涵 中国古代从汉魏始，学者们在《论语》的注解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对此，朱熹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11]汉魏诸儒的《论语》注解为后世《论语》注疏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皇侃的《义疏》、邢昺的《注疏》都是在继承汉魏诸儒注释成果的基础上，创建了训解和义解相结合的注疏体例。这些对于后人解读《论语》，可以说是功莫大焉。然而，《论语》中有少数语句没有汉魏诸儒的注解，“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状况，可能成为皇侃、邢昺等人对此句注疏时失去规范，并且接受董仲舒阳尊阴卑妇女观的原因之一。而张栻的《癸巳论语解》全部采用义解的方法，对关键词语没有训解，所以注解中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 现在我们有条件运用现代思维科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将传统的训解和义解结合起来，从诠释关键词语入手，准确理解孔子关于“女子”与“小人” 的论断。 （1）关于“女子” 从逻辑学角度说，此语中“女子”是一个大概念。一般来说，是相对于男子而言的，以性别划分的女性人群。“女子”概念外延很大，包括各种不同职业身分、社会地位的女性人群。所以，只有将这个“女子”放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的内涵。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女子”行为的表述和评价，给确定“女子”概念内涵提供了依据。即他们具有“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特点，所以是“难养”的。这样，从具体语言环境中，则可以理解孔子所指的是那种“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群体。另外，逻辑学规定，同一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西方“日常语言学派”也主张，从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寻找概念的意义，强调从语言与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与语境、语言与社会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概念内涵。还强调从动态角度研究语言。这些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现象，包括理解孔子的语言表达，都是适用的。因为语言有共同规律，孔子的语言表达亦不超出语言的一般规律。此外，在古代汉语中，以“集合概念”或“总概念”指代“具体概念”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称赞公父文伯之母的话，说：“女知莫若妇，男知莫若夫”。徐元诰解释说︰“言处女之智不如妇，童男之智不如丈夫”[12]。这句话里的“女”和“男”是指未成年的童女和童男。所以也是特指，而非泛指女人和男人。又如，《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记周大夫富辰谏周襄王说︰“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句中的“女”和“妇”，都是特指周襄王王后狄女，而非泛指女人。又如，《诗经》《卫风·氓》中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句，这里的“女”是指诗中的女主人公自己；“士”并非指所有男人，而是指女主人公错爱的那个男人。以上举例中的“女”、“男”、“妇”、“士”，都是用“集合概念”代替“具体概念”的例子。所以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中的“女子”也是特指的“具体概念”。孔子用“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划定了这个“女子”人群的范围。即受君王宠幸的妃嫔们。西周末年周幽王宠幸的褒姒和春秋时代晋献公所宠幸的骊姬便是典型代表。 （2）关于“小人” 在《论语》中，孔子提到“小人”概念二十余次。其中有少数指下层百姓劳动者。如“小人怀土”，“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小人之德草”（《论语·阳货》）。有的指素质平庸、胸无大志的人，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小人哉，樊须”（《论语·子路》）。多数是对道德缺失、人格低下者的贬称，赋予这类“小人”以伦理学的含义。如指成人之恶的“小人”（《论语·颜渊》）、“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他又概而言之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即总括说这类“小人”为“不仁者”，亦即孔子所恶者。从《春秋》、《左传》记事看，这类“小人”主要包括受到君王们宠幸的男宠、外嬖和宫廷中的近侍、小臣等，亦即后世所称宦官之类。以小臣、宦者而论，他们虽然身份低微，但在后宫都有官职所赋予的一定权柄。如“内小臣”，《周礼·天官》记载：“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掌王之阴事阴令”。郑玄注：“阴事，群妃御见之事”，“阴令，王所求为于北宫”。说明“内小臣”不仅有掌管王后发布政令的职事，还有安排后宫妃嫔同君王御见的权柄。所以君王有时也不免有求于他们，因此他们常常恃宠干政。还由于他们同君王接触多，所以常对君王施加影响。宋代学者郑伯谦在《太平经国之书·内治》篇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小臣等人在“人主宴私玩狎之际，无不与之同焉。比其极也，则变换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谨以市其信，人主一堕其中，则亦何所不至哉”[13]。所以他提出“内治”，即加强对后宫的管理，使寺人、小臣们不得与君王过分亲近。 上述这类“小人”们之所以“难养”，还因为他们是一个外善内恶的人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巧言令色”。明代学者张居正深刻地揭示了“巧言令色”者的险恶本质，说他们是“外面好其言，盖其色，内里却包藏着奸恶的人”[14]。他们故作“巧言令色”是为了“谄媚取宠”。《国语·晋语》记载晋献公的优人施教唆骊姬谋害申生，说“外殚善而内辱之”，也就是表面极力装出对申生和善，然后暗地里下毒手，诬陷他。这可以说是巧言令色“小人”的绝妙自白。所以孔子对这类“小人”深恶痛绝。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痛切地提醒人们要“远佞人”，“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指出“佞人”是很危险的人。孔子所说的“佞人”，也就是“巧言令色”的“小人”，因为他们取宠兴乱，是一股政治势力，所以“难养”。宋代学者陈傅良也指出“自古极治之世无他，唯人主亲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侧而已”[15]。这正是针对这个“难养”的人群而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此外，“小人”还应包括教唆太子、庶子们弑君作乱的太子傅、公子师以及少数恃宠乱政的大夫、权臣，如《国语·郑语》中指出的周幽王宠臣虢石父、鲁文公的执政大夫东门襄仲、鲁成公的执政大夫叔孙侨如等。 （3）关于“近”字 从古至今多种《论语》注本，将“近之则不孙”的“近”字解释为远近、接近或亲近的意思。从训诂学角度讲,春秋战国时代，“近”字还作宠幸解。孔子所说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一句中的“近”，即作宠幸解。《战国策·齐策三》中，有“齐宣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16]的记载。汉代学者高诱注曰：“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所以，此句应解释为，齐宣王在夫人死后，又宠爱七个年轻美貌的妃子。历史文献中还有很多“近”字作宠幸解的例子，如《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春秋末年，晋国刺客豫让曾受到知伯宠信。后知伯被赵襄子杀死，豫让决心为知伯复仇。他不惜毁容、自宫，以求接近赵襄子。他的朋友告诉他“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这句话中的“近”即作宠幸解。又《战国策·赵策三》中，有“卫灵公近雍疽、弥子瑕，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的记载。此句中的“近”字也作宠幸解。又《韩非子》卷第十中有“费无极，荆令尹之近者也”的记载。陈奇猷注：“近，即近习。”《后汉书·皇甫规传》李贤注曰：“近习，诸佞幸亲近小人也。”又《吕氏春秋·贵直论》中有“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申生”的记载。此句中的“近”也是宠幸的意思。梁五、优施都是晋献公宠幸之臣。同样，将“近”字解释为“幸”，即宠幸，才可以理解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之所以“不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君王的宠幸。所谓“不孙”乃是指不守规范，违背礼法。“近之则不孙”，说明“女子”与“小人”的“不孙”是君王对他们宠幸的结果。春秋时代，卫国贤大夫石碏曾说：“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左传》鲁隐公三年）。这句话道出宠而必骄，即“近之则不孙”的规律，宠爱必然导至受宠者骄横违礼。既已骄横，便不能接受约束。如果约束他，必然产生怨恨，产生怨恨就更不能自控了。杜预解释说︰“降其身则必恨，恨则思乱，不能自安自重”（《春秋经传集解》卷一，鲁隐公三年）。春秋时代发生的多起“废嫡立庶”、“杀嫡立庶”事件，都是君王们宠幸“女子”与“小人”的恶果。 （4）关于“难养” 孔子此句中“难养”的“养”，有治理、管理的意思。《孟子·尽心下》有“养心莫善于寡欲”句，赵岐注：“养，治也”。又《周礼·疾医》篇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句，郑玄注：“养，犹治也”。孔子提出“女子”与“小人”难养，乃是对君王们的提醒和警告，实际是提出一个加强“治内”，即加强后宫管理的政治性命题。这句话中包涵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孔子在这里所提的“女子”都是君王们所宠幸的妃嫔，即不同名分的妻子中的最爱者。她们身在后宫，心怀朝堂。她们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争得宠爱，并进而获得至尊之位，或为其处于庶子地位的子嗣争得王位继承权。为此，她们往往利用君王身边最受信任的小臣、宦者们，并与其共同策划“废嫡立庶”或“杀嫡立庶”的政治阴谋。“女子”、“小人”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已成为后宫的重要隐患。之所以如此，“盖女子每藉小人以揽外权；小人必藉女子以布内宠，人主防闲不密，多以无意而中之。”[17] 所以从西周开始重视“治内”。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后宫管理统辖于太宰，即后世所称之宰相，而不自成独立的管理体制。其主要原因是“王宫之内，妃嫔、奄寺杂处，其可以盗弄国柄者，指不胜计”[18] ，所以“成周盛时内小臣、阍人、寺人之属，悉统于冢宰，使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内臣”[19]。明代学者顾炎武也说：“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九嫔、世妇属于冢宰，则后宫无盛色之事”(《日知录》卷五)。从而保证“宦官宫妾、便嬖侧媚得以趋走使令于前，而不得以乘间取荣宠窃威福也”[20]。但至西周后期，宗法制日趋衰弛，为“女子”、“小人”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到春秋时代，这种乱象愈演愈烈，致使像晋献公这样号称一代枭雄的人物，也为宠幸“女子”、“小人”，而蒙上杀子的首恶之名。又如齐桓公称霸一世，然而当其死后，尸骨未寒，易牙、竖刁竟然左右废立。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具有提醒执政者加强“治内”的重要意义。 2.领会孔子批判性语言的风格特点 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他对历史或现实的思考，多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左丘明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评价孔子的“春秋笔法”(《左传》鲁成公十四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是《春秋》和《左传》的共同特点。他说：“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21]。刘知几进一步将这种表达方法概括为用“晦”，可以收到“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的效果。刘知几的这些论断，也足以概括《论语》的表达风格。当代学者闫春新指出，解释《论语》“不仅仅要注释其语言本身外露的意义，而且还应深入发掘其隐含的意蕴”。他还说：“一篇完整的注文与经典诠释大多字词考据与内容义理两方面兼而有之，纯然一方面者几乎是不存在的”。[22] 中国古代很多学者深得这个要领，所以能从经典诠释中体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是针对宠幸足以致祸的历史现象而发的。如晋杜预将周大夫富辰讲的“女德无极，妇怨无终”一语，解释为：“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23]显然，杜预是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解释《左传》中的相关语句。也可以说是杜预结合具体历史事件，表达了他对孔子关于“女子”与“小人”论断的一种理解。朱熹在解释《诗经·大雅·瞻卬》篇中“哲妇倾城”、“时为妇寺”等句时，进一步挖掘深层的意蕴，说：“上文但言妇人之祸，末句兼以阉人为言。盖二者常相倚而为奸，不可不并以为戒也。欧阳公尝言，宦者之祸甚于女宠，其言尤为深切。有国家者，可不戒哉！”[24]同样，清代学者陈奂则直接引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解释《诗经·瞻卬》篇中“时为妇寺”的“寺”字。[25]这说明，朱熹、陈奂都在诠释诗篇的过程中领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的深层含义。清代学者姜炳璋则更直接用孔子这句话，评论晋国的骊姬之祸。他说：“晋国之乱，至二十年。故女子与小人表里交缔，危国亡家之本也”[26]。当代学者史卫文在注译《诗经·瞻卬》篇时，从中感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的意思在《瞻卬》、《召旻》两诗中已有了表述。他认为孔子是《诗三百》篇的厘定者，所以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番话，“除了有感而发，恐怕与《诗经》中这两篇也不无干系”。他认为，应该将两诗视为“古代对女子与小人的看法的渊源”。[27] 当代学者毕宝魁先生认为，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句中的“小人”指国君身边的宦官之类的人。如齐桓公身边的竖刁与易牙、卫灵公身边的弥子瑕和雍渠等。而卿大夫身边也有一些侍奉的近臣。这些人与主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其职事也与女子相仿，故当指这些人。女子则指诸侯或卿大夫身边的妃嫔姬妾。”[28]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为《论语镜诠》写的序言中称道：“毕宝魁先生对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句的解释，颇有创见，且合乎情理与人性”。当代著名学者杨义先生认为，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论断是“为其在卫国遭遇特殊情况而发”。联系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认为这是“指责为政者不能沉迷于女色和小人”。他具体指出“所谓女子应对于南子，指的是女色；小人应对于弥之瑕之类”。[29]当代学者朱振家先生也认为，不能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中得出孔子轻视妇女的结论。他也以《诗经·北风·凯风》、《卫风·氓》等篇为例，说明“那个时代妇女中绝大多数是勤劳，淳朴，善良的。孔子不会无视这一社会存在的事实。”[30] 以上，古代乃至当代学者，都是在全面诠释古代典籍过程中，领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是一个政治论题，并不是对“女子”、“小人”性格气质的泛泛品评，当然更不含有轻视妇女的偏见。我们只有综合运用现代思维科学，全面把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传统的训诂学手段解读《论语》，才能摒弃偏见，还原孔子，从而深刻领会孔子批判宠幸之祸的深远意义。 3.孔子以“善善恶恶”的道德规范评价 “女子”、“小人” 孔子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核心是“仁”。孔子解释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又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说明孔子有鲜明的是非爱憎，即爱“仁者”，恶“不仁者”。这和孔子所修《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宗旨是一致的。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说明“礼”是“仁”的本质。“礼”成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尺。《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以“礼”为标准，对一系列违“礼”行为表达了“恶恶”之情。他恶“不仁者”（《论语·里仁》），“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恶勇而无礼者”（《论语·阳货》）等等。同样，孔子所说“难养”的“女子”都是“不仁者”，他们同“小人”相勾结，恃宠违礼，乱政败国。因此，孔子对他们“难养”的批评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裁判，而不是性别的歧视。他“恶恶”的另一面则是“善善”。孔子同样以“仁者”的情怀，对历史上或当代的知礼贤德或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女子表示了诚挚的礼敬。例如《诗三百篇》是由孔子编定的，其中编入了一些歌颂杰出女性的诗篇，间接地反映了孔子对这些女性的尊重。《大雅·大明》、《思齐》等篇章中，颂扬周文王之母太任和周文王夫人太姒的功德。《诗经·卫风·载驰》反映许穆夫人在得知卫国被狄人灭亡时，星夜兼程赶赴吊唁的情景。表达了她深沉的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志。她所赋《载驰》成为为千古绝唱。又如前述孔子赞扬的公父文伯之母，《国语·鲁语》中有八章记载她贤德知礼的事迹。其中有四章记载孔子对她的赞美之辞。并且要求他的弟子将敬姜勤劳而不自逸的美德记载下来。可见孔子对敬姜的尊敬之情。 孔子提倡并躬行孝道，也是他尊重女性的重要标志。他将孝道作为伦理观的基础。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又说:“夫孝,德之本”（《孝经·开宗明义章》）。孔子宣扬孝道，并身体力行孝敬父母。孔子关于孝道的理念和孝亲的事迹，在当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鲁国大夫孟僖子父子，他的弟子子游、子夏等都曾向他“问孝”。这样一位在当代被视为严守孝道的典范人物，怎么可能将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女性群体统统斥之为“难养”呢？杨义先生也指出：“孔子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即便有男尊女卑思想，也不会泛泛地说‘女子难养’的”。[31] 所以，有的学者说“孔子骂尽了天下女人”，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悖于情理。 此外，《左传》作者本着“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宗旨，在《左传》中，记述了春秋时代一系列杰出女性的事迹。其中有胸有韬略，不畏强敌，敢于决定君国大计的女政治家，如卫定公夫人定姜、芮伯万之母芮姜、楚武王夫人邓曼；还有心系祖国安危，维护宗国尊严的许穆夫人、秦穆姬、齐辟司徒之妻等。还有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介子推之母，以及激励晋公子重耳实现“四方之志”的齐姜、维护国家和个人尊严的秦之怀赢、齐之杞梁妻等。她们都以自己的才华、智慧、胆略参与到当代的政治事件中，同男性一样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刘知几说孔子“遵鲁史之遗文”修《春秋》，“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史通·申左》）。由于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有机会博览群书，包括鲁国史以及《郑志》、《晋志》等多国史籍。他本着“善善恶恶”的精神去发掘这些女性“真”的、“善”的因而也是美的品德，记载她们的事迹，承认她们的人生价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这些记载对于理解孔子对女性的态度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11] 宋 朱熹：《论孟精义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12] 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下，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1页 [13] 宋 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卷一，《内治》，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 [14] 明 张居正：《张居正讲评尚书》《虞书》卷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15] 清 陈龙标：《周礼精华》卷一，《天官冢宰·寺人》，禅山三元堂藏板，第44页 [16] 祖楚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第十，《齐策三》，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63页 [17] 清 喇沙里、陈敬亭 等《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18] 清 陈龙标：《周礼精华》卷一，《天官冢宰·内宰》，禅山三元堂藏板，第41页 [19] 清 陈龙标：《周礼精华》卷一，《天官冢宰·内宰》，禅山三元堂藏板，第44页 [20] 宋 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卷一，《内治·论天官冢宰属官》，文渊阁全书，经部四 [21] 唐 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第二十二》，《续四库全书》《史通训故补》，上海世 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页 [22] 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23] 晋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9页 [24] 宋 朱熹：《诗集传》卷第十八，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2页 [25] 清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五，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第84页 [26] 清 姜炳璋：《读左补义》卷第八，书业德藏版，光绪辛丑年刻本 [27] 史卫文评《诗经》《大雅·召旻》，《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版，第554页 [28] 毕宝魁：《论语镜诠》《阳货》第十七，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 [29] 杨义：《论语还原》《内编》，第十一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2页 [30] 朱振家：《论语全解》《阳货》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 [31] 杨义：《论语还原》《内编》，第十一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2页 （文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冯克正，原籍辽宁省铁岭县。1930年生。195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职称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东北师大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主任、教务长等职务。学术研究涉及先秦两汉文学史、哲学史、春秋战争史和孙子军事理论、敦煌文学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等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