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庙称名的发展变化，总体上体现出由孔子的弟子后裔祭师拜祖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的转变。不论从道统传承、精神内涵，还是从文化认知、学术表达等角度看，“文庙”的称谓才是最恰当、最准确的。作为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物化表征，文庙与儒学发展史相始终，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门学术意义上的“文庙学”，并且成为思想研究、历史研究的“资源富集地带”。当前最应集中力量研究的首推释奠礼，以便对各地开展的祭祀活动给予及时必要的指导和规范。 关键词：孔子；文庙；“文庙学”；释奠礼； 文庙，是中国文化道统的至高殿堂，也是政统与道统学统交融碰撞、集中体现传统政德治化思想的重要场域，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了精神信仰、学术传承、人文教化等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景观。由此，文庙及其祭祀活动，当仁不让地象征着孔子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尊崇地位。 然而，不论是在各地方约定俗成的称谓中，还是研究者的学术表达里，文庙的名称客观上处于一种“散乱”的状态——“文庙”“孔庙”“孔子庙”“夫子庙”“至圣庙”“儒宫”“学宫”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我们认为从文化表达的意义上来讲，还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表述方式。特别是在曲阜，每年在“尼山孔庙”和“阙里孔庙”分别举行春季、秋季两次祭祀活动，影响广泛，意义重大。然而，仅就这春秋两祭的名称来说——“公祭孔子大典”或者“祭孔大典”，其称名本身有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从文庙祭祀活动形成雏形，逐步演变，一直到进入国家祀典，两千多年来，文庙最高规格祭祀仪式的名称实为“释奠礼”，“祭孔大典”这一说法其实是民国以后才开始有的。称名问题，既是文庙与释奠礼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研究的起点，或者说是一个切入点。 一、文庙“正名” 文庙的源起始于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国以曲阜阙里的孔子“故所居堂”藏其生前“衣冠琴车书”，“后世因庙”。此时依宅所立之“庙”，显然只是一处追思纪念场所，但成为后世庞大的“文庙”建筑体系的起源。据现存曲阜“阙里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的东汉《史晨碑》记载，当时鲁国执政者组织官员士人等九百余人在孔子故居祭祀孔子：“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耶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 也就是说，在文庙出现后的最初发展时期，有三种因素在共同起着作用：一是春秋末期鲁国及其后的官方举措；二是孔子弟子、家人在其出生地、林墓和故居的纪念活动；三是鲁国当地百姓自发的纪念活动，以至于在孔子墓旁聚居形成“孔里”。 官方举措、地方父老以及孔子弟子家人的这三种行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既符合祭祀礼乐传统，又适应当时家、国、社会的需要，是孔子人格魅力、思想影响的集中体现。因此，文庙从其雏形时期开始，旧宅之“庙”即蕴含有“家”与“国”两个向度的内涵，既具有“家庙”“私学”的性质，又逐步超出一家之私，发展成为体现“道统”“学统”意义的文化建筑、代表中国精神的崇高庙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孔门弟子对于老师的纪念活动开创了祭祀传统的新格局，为中国文化引入一个“尊师重道”的新向度，其影响之深远超出当时人们的预见。我们知道，祭祀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性质——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血缘性祭祀是后世子孙亲情所系，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是由于对先贤伟人或天地神祇的共同敬重。孔门师生间因敬重和亲情而生成的不是血缘更似血缘甚至更胜血缘的这种情感，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更具有伦理文化的意义。 孔子去世后，其后裔会在家族中祭祀这位伟大的先祖，这无疑是源于血缘亲情的祭祀。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孔子”活动则首先出于孔门弟子自发所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一方面是模仿了祭祖活动，是对家族、宗族中祭祀本族祖先的祭祖仪式的化用；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与老师在长期的相处中结成了亲密的关系，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这种关系和情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情，甚至超越了家人、族人内部拥有的心意相通而进入了伦理的范畴，因此其仪式的设计和氛围明显不同于普通的家族祭祀。 《论语·先进》记载孔子之言“回也视予犹父也”。视孔子为父的当然不仅仅是颜回一人。孔子去世后，有弟子对于应该如何为孔子服丧犹疑不定，无所适从，因为过去的丧服之礼从来没有出现过“生”为“师”服丧的礼制规定。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弟子们如同为自己父亲办丧事一样为老师服丧，“皆吊服而加麻”，而且“绖而出”，如同死去的是自己的尊长，外出时要身系麻带。 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的“子贡庐墓处”，千百年来向前来祭拜的人们默默诉说着孔门师生间的深情。所以，孔门弟子无意中的举动，为无前例可循的师生关系创造了一个“前例”。为什么儒家最重“孝悌之道”?除了儒门理论契合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基因之外，在儒学创立的那段关键时期，孔子与其弟子以及孔门弟子之间所产生的不是父子胜似父子、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情意应该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后，文庙逐步褪去了“私学”的色彩，先后有了“宣尼庙”“先圣庙”“先师庙”“文宣王庙”等多种称谓，开始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学中称“夫子堂”，地方学校称“宣尼庙”。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因此当时又多称为“先师庙”。 唐贞观末年，“先圣庙”成为官方认可的称谓。此后，文庙又有“文宣王庙”“至圣庙”“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等称谓。原因就是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赠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文庙称名于是随之而变。到了明代，释奠改制后称“文庙”，地方学校称“儒学”。 关于“文庙”的称名问题，历朝历代并没有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给予明确而统一的规定，因此，其称谓还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例如，我们不把“曲阜孔庙”称作“曲阜文庙”，也不把“南京夫子庙”称为“南京孔子庙”，因为父老乡亲长年口耳相传，早已经习惯了。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文庙”的这些不同称谓，与历代统治者给予孔子的封号有着密切关系。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开帝王追谥孔子之先河，开启了后世对孔子持续进行加封的序幕。相应地，“文庙”的称谓就是对这种变化中的封号不断调适的结果。 例如，北宋初年，江阴文庙始创，景祐年间，范仲淹在《重建文宣王庙记》中将江阴文庙称为“文宣王庙”，原因就在于此前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29年），明世宗重新厘定祀典，此次改革在文庙释奠制度史上极其重要，当时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江阴文庙于是又奉诏改为“先师庙”。 可见，“文庙”称谓的发展变化，总体上体现出由孔子的弟子后裔祭师拜祖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的转变。其“拟血缘性”转移到民间“生”祭“师”中，“文庙释奠”则扩大成为“非血缘性”祭祀活动的一种，即鲁国贤人柳下惠所说的对于“前哲令德之人”之纪念。 随着亲情、血缘性质消解，而文化、政治意义凸显，一直以来处于自发、散乱状态的各种名称逐步向“文庙”的称谓过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从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后世对孔子封号中大都含有一个“文”字，这准确表达了孔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庙”属于国家行为的礼制建构，代表民族精神，彰显家国情怀，乃正统之象征。 对此，明洪武年间一位叫程徐的官员说：“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文庙的主祭对象当然是孔子本人，创设文庙的目的就是纪念孔子。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庙释奠并非仅是“祀其人”，更是“祀其教”“祀其道”。“祭孔”实则象征着中国历代社会对于儒家文化的肯定和认同，体现出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承坚守和不懈追求。 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从从祀制度来考察就可以发现，文庙一方面以孔子为主祭对象，但另一方面配享以“四配”，配祀以“十二哲”，从祀以历代“先贤”“先儒”，附祭以“乡贤”“名宦”“孝义”。也就是说，“孔庙”里不仅仅有“孔”（孔子），而且还有历代文化先贤，因此确切地说“文庙”里有“文”。比如，曲阜最著名的文化遗产“孔庙”不仅有“孔”，更有“文”，应称之为“‘文’庙”。 我们再从最能体现文庙性质和作用的“释奠礼”的角度来做进一步考察。文庙释奠礼的“模版”是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释奠古礼”。梳理“释奠古礼”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其总体上呈现出三个特点：从“武事”到“文事”、从“非时”到“常时”、从“庙”到“学”。 初期的释奠礼主要与战争、田猎、外交等行为相关。出征御敌，保卫家邦，是承受先祖之命，“受命于祖”，所以出征前需要“造乎祢”，祭祀于祖庙父庙，接受出征的使命。而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是由于学习了先人传授下来的军事上的学问，“受成于学”，所以战后班师要“反，释奠于学”，也就是要到附属于“庙”的“学”中感谢“先师”之谋，这反映了军事之学在“国”和“家”中的代代传承。后来在学校初立时“必释奠于先圣、先师”——这里所指的“学”已经不再是“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之“学”，而是国家始立时固有之学，专指天子所立之学，以及诸侯受封时“天子命之教，于是立学”之学。释奠礼的演变方向明确呈现出由“武事”向“文事”的转化。 从举行的时间来看，有“常时”之释奠与“非时”之释奠。春夏秋冬四季“常时”祭祀是固定举行的，即所谓“四时之教常事耳”，所以其礼较轻，只祭祀处于陪祀地位的“先师”，并不祭祀最重要的主祭对象“先圣”。至于在宗庙举行的“非时而祭”，以及各地诸侯朝见天子返回封地后在宗庙举行的释奠礼，其实是反映“出告反面”精神的“告庙”之礼，由于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提前预知时间，只能是“非时”而祭。 不过，因为“非时之祭”通常都是随重大事件而来，而且举办次数较少，所以更为隆重，包括“始立学”和“天子视学”等“非时”之祭，都属于重要性极强或者主持和参与者身份极高贵的祭祀活动，所以规格最高，都是“先圣”“先师”同祭。当然，此时的“常时”之祭也好，“非时”之祭也罢，还没有真正形成“依时”“依制”致祭的规范仪程和仪注，包括祭器、祭品等主要祭祀要素都是临祭而备，祭罢则除。 释奠礼真正意义上的“常时而祭”和“依制”致祭，是在孔子成为主祭对象，文庙建筑和配享、从祀制度确立之后，此时孔子明定了“先圣”的极尊地位，陪祭者也从颜子等少数“先师”，发展到“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以及其他“附祭”者在内的宏大系统。也就是说，从天子之“庙”到天子和诸侯之“学”再到孔子之“庙”，释奠礼经历了从“武事”为主到“文事”为主，从“非时”之祭到“似常时”之祭，最终确立为“常时之祭”的发展历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祭孔大典”这个名称是不规范的。道理很简单，不仅仅因为从文化传承上讲，“释奠礼”这一祀典名称已传承数千年，而“祭孔大典”的说法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更因为这个“大典”祭祀的不仅仅是“孔”（孔子），而是释币奠帛，纪念以孔子为核心和主体但又包含历代圣、哲、贤、儒在内的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发展者。 祭祀黄帝可以称为“祭黄”，因为祭祀的仅是黄帝一人，祭祀炎帝、祭祀大禹、祭祀孟子等等也都是如此，而文庙中祭祀的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体系和文化道统，也就是说举凡能进入文庙配享、配祀、从祀乃至附祭于孔子的，无不是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典范人物。 因此，“文庙”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守望向往的心灵家园，芸芸大众慕圣希贤的精神高地，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堂”和“历代先贤祠”。所以，虽然广义上说文庙包含了国庙、学庙、家庙、纪念性孔子庙等诸多类型，但作为国家推崇思想文化的象征，不论从道统传承、精神内涵，还是文化认知、学术表达等角度，“文庙”的称谓才是最恰当、最准确的。 当然，这里强调的是学术表达和基于其历史传承所理解的文化认知，与各地约定俗成的称谓是两个概念。但如此重要的文化现象，从研究的角度看，总是需要一个统一的、规范的称名。正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文庙作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文庙学”及其功能 历史上研究传承传统文化有三个重要的载体：一是学术意义上的经典，二是教育体系里的学校，三是生活环境中的文庙、书院和祠堂。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充分发挥这三个载体的重要作用，而文庙之重要性、神圣性更远大于书院和祠堂。 元朝武宗即位时下诏书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份诏书刻碑后立于文庙，广为人知，就是因为其对孔子的评价既高度推崇又精炼得当，得到了朝野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渐由“显学”而发展为“定于一尊”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既深且远。后世儒生宗师仲尼，传承弘扬孔子学说，使孔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发挥着治国理政的思想遵循和教化万民的统治思想的重要作用。 作为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物化表征，文庙与儒学史相始终。两千多年来，围绕对孔子及历代圣、哲、贤、儒的释奠，“新其庙貌而尊崇之”， “冀其道之存焉尔”，祭祀日隆，正是“崇儒重道”的体现。诚如唐代大儒韩愈所谓：“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为然。” 由此产生并日益丰富完善的学术风向、典章制度、文物建筑、乐歌舞礼、教化功能等等，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门体系庞大的学术意义上的“文庙学”，并且成为思想研究、历史研究的“资源富集地带”。 由此也就决定了“文庙学”应该是以文庙为基本研究载体，以历史、儒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建筑、制度、礼仪、文物、民俗、教育、政治、宗教等学科为重点研究内容的传统文化综合性学术研究体系。构建和推动当代“文庙学”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作用重大，对于强化“文化自信”意义深远，是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和视角。 要而言之，当前“文庙学”研究的领域和功能至少应涵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孔子和儒学研究。这既是“文庙学”研究的基础、核心和立足之本，也是新时代站在前人肩上探究孔子之道和儒家思想的新视角、新平台。孔子思想博大精深，而文庙本身就是依据儒学的内在要求规划设计和发展演变的，思想研究与载体研究相互配合更能相得益彰。 二是中国文化中的信仰研究。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最深层的基因在于中国文化。孔子之道、儒家之学为中华传统文化铺染了底色，铸就了骨架，孕育了魂魄。梳理、挖掘、总结、提炼“文庙”所蕴含的传统信仰观念，是从政治、文化、伦理、心理、社会等诸多层面解读、传承“志道据德”思想理念的重要途径，更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源头活水。 三是文庙建筑研究。从“茔不过百亩、封不过三版、祠宇不过三间”，发展为规制宏伟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影响遍布海内外；从孔门弟子的自发性、门派性纪念行为演变为对文化道统的国家认可；从对孔子一人的思慕仰瞻，完善为包含崇德、报本、教化功能的建筑体系，实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作为当代中国现存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文庙的数量虽然已从历史上极盛时期的两千余所，减少到今天保存较完好的仅余300余所，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历史传承仍在，文化影响不减，而且近年来呈现出日渐复兴的态势。然而，当前很多地方在保护、修复和新建文庙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合礼制、规制，甚至违背孔子思想和儒学精神的行为，亟须开展相应的研究和指导。 四是文庙遗存研究。千百年来，文庙作为儒学的至高殿堂，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文物实物、孔府档案、前朝服饰等，历代碑刻更是一部写在石头上的“官修儒学史”。然而，以往的文庙遗存研究基本上属于专题性研究，如单一的建筑研究、档案研究、碑刻研究、礼仪研究等等。 这些单项研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在运用各自成果对文庙进行综合考察方面显得严重不足。今天，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统筹整体文庙遗存研究，深入挖掘内在关联，从个体到系统，由细微成宏富，已经具备了条件，理应尽快提上日程。 五是文庙与城市规划研究。千百年来，各地文庙均选址在民众聚居区，建设在城市里，文庙与城市、人群、社会的紧密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今天，在城市发展和规划中必须同时考虑一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如何固守文脉、培育灵魂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应高度重视文庙发挥的文化传承和人心凝聚的作用。 以孔子的家乡曲阜为例。两千多年来，曲阜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一直是以“阙里孔庙”为中心的。明朝中期，为保护圣人林庙，甚至不惜“移城卫庙”，迁移当时位于“旧县”（以寿丘为中心，今曲阜明故城东四里处）的曲阜县城，围绕“阙里孔庙”新建了曲阜城（即明故城）。毫无疑问，“阙里孔庙”就是曲阜这座城市的中心和灵魂。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1978—1979年，护卫“阙里孔庙”数百年的明故城城墙被拆除；随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大潮中，曲阜的城市规划向“新区”概念靠拢，在客观上逐步摆脱了与“阙里孔庙”的内在关联，“城”与“庙”不再是一个整体。古老的“阙里孔庙”对曲阜的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存续进而凸显“城”与“庙”之间的历史文脉呢?这是关系到像曲阜这样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规划和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六是祭祀礼仪研究。文庙基本功能集中体现于以释奠礼为核心的祭祀仪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古人强调“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培养敬畏观念，推动文化传承，以“慎终追远”为根本诉求。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文庙及其释奠礼，是对中国文化及其创造者表达敬意的最崇高殿堂和最重要祀典，已传承数千年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今天，这些传统礼仪活动的传承、创新和推广、应用，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感召作用和现实价值。 七是文庙功能研究。作为“文化遗产”的文庙是推行社会教化、弘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的关键场域之一，起着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曲阜“阙里孔庙”在有关研究机构支持下，通过挖掘文庙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信息，研发了党政干部“政德教育”现场教学等教程，举行青少年“成人礼”和“开笔礼”等仪程，组织文物和古建筑技能培训、比赛、宣讲等活动，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在充分发挥文庙功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八是文庙国际（地区）比较与交流研究。文庙起初仅限于曲阜一地，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始有“京师立庙”，开启了外地化的序幕。尤其是随着“庙学制”的形成，以文庙为依托推行人文教化，包含了以文庙为中心的祭祀、纪念空间和以讲堂、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空间，形成庙中有学、学中设庙、庙学依附、庙学合一的形制，至清末时仍有1700多所文庙遍布全国，影响远及海外。通过研究文庙外地化乃至国际化的过程，可以厘清文庙传播演变和在当地社会的融入情况，有助于推进文化交流、增进民众了解，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三、加强释奠礼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文庙学”研究领域涵盖历史、政治、思想、建筑、艺术、伦理等诸多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和现实价值，当前尤其要集中力量深入研究释奠礼。 首先，释奠礼承载着传统文化重大价值意义。从局限于孔门弟子对老师的“祭祀”活动，发展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生”祭祀“老师”，再扩大到儒门后人祭祀历代圣贤的“国家大典”，而孔氏宗族在阙里孔庙和衢州孔庙的“家祭”，在孔子去世后就一直保持和留传，文庙释奠因此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文化传承与血脉传承因此而相得益彰。 更具意义的是，中国人最重视教育、重视师道尊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祀典，文庙释奠礼“成为具有流传与传承意义的文化大事，成为师生关系中的神圣性象征”——也就是中华民族“尊师重道”传统的神圣性象征。而儒家学术的风向激荡、发展变化直接体现于释奠礼的历次变革之中，成为儒学自身演变的“风向标”。同时，文庙祭祀集中展现了传统中国的信仰意蕴，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因此，释奠礼绝不仅仅是孔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家事”，更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 其次，释奠礼是文庙的灵魂。“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最初的释奠礼当然与文庙、与孔子都无关联，但很明确，其与“学”“教”活动关系密切，这是日后释奠礼与文庙祭祀合流的礼制和文化的基础。 从汉至唐，释奠礼也并未明确为祭祀孔子所“专用”，而是周公、孔子“并称”，且周公位在孔子之前为“先圣”，孔子位在周公之后为“先师”。如郑玄注《礼记》曰：“先圣，周公若孔子。”但“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第或圣或师，升降不一，迄于唐初尚无定论”。 唐贞观二年（628年），孔子重新取得了“先圣”的地位，“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而以周公配享武王。唐高宗永徽年间虽又有短时“反复”，但很快恢复贞观旧制，此后孔子的地位再未动摇。从“并称”到“专用”的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反复”，反映了历史上人们对孔子和儒学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经过争论之后的义无反顾的“明确”选择，人们最终形成共识——创设文庙意在礼敬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形式即以释奠礼为代表的文庙祭祀活动。 另外，历史上各地依附文庙设立名宦祠、乡贤祠、节孝祠、孝义祠等建筑以表彰贤达、推行教化的做法，更是在维护核心价值理念前提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创举”，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仍然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启发意义。 再次，文庙建筑、礼制等都是为祭祀服务的。建筑形制的升格、建筑规模的扩大、文物文献的加隆，都是与孔子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历代“衍圣公”最主要的职责也是主持文庙祭祀活动。所以从释奠礼研究入手，可以展开、联系并深入研究文庙历史沿革、建筑规制、礼制演变、乐歌佾舞、文物文献等相关范畴，可以说，牵“释奠礼”一发，动“文庙学”全身。 最后，对当前各地开展的祭祀活动进行及时必要的指导和规范。在孔子故里曲阜，“祭孔大典”目前已成为国家有关部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重要祀典，并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各地及境外相关活动也日益增多。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还存在较多问题和薄弱环节，尤其是仪程、服饰、音乐、佾舞、祝文甚至祭祀名称等方面至今仍没有深入研究、形成共识。 自1986年恢复的“仿古祭孔乐舞”，一直到2004年曲阜市政府推出官方“公祭”，曲阜“阙里孔庙”的“祭孔大典”采用的都是“清制”。2005年，主办单位升格之后，形制上改成了“明制”。不论是采用“清制”还是“明制”，组织者在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祭孔大典”时都会要求出席者“着正装”。 可问题在于“正装”究竟应该是什么?由于理解差异，所以参加祀典时，有的着“西装”，有的着“中山装”，也有的人着“唐装”。但早有学者指出，现在所谓的“唐装”，其实就是以前大户人家的仆人所穿的工作服而已。 总之，与祭者着装呈现出明显的“混乱”状态——台上执事、乐舞等人员穿着清代或明代的礼乐服饰，台下观礼及与祭人员则穿着五花八门的“现代”服装，给人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祭祀大典从未出现过佾舞生和执事人员穿着一朝服饰，与祭人员却穿着另一朝服饰的现象。 从2002年开始，曲阜“祭孔大典”的组织者设计了用“鲁锦”（山东曲阜当地所产的一种布）来制作的“儒巾”（也有人称之为“绶带”），一端绣着祭孔大典的标识，一端绣上孔子像——既然服装不统一、不整齐，那就都戴上黄色的“儒巾”，力图从整体的视觉效果上有一种整齐、庄重的感觉。 佩戴“儒巾”不是简单地“挂”在脖子上即可，而是要求孔子像一侧贴于左胸靠近心脏的部位，借此表达对夫子的敬意，以此暗示与祭人员转换一种情境，调整心态，更快地进入祭祀的氛围。后来，其他很多地方在祭祀活动中也纷纷采用了这样的形式，但是服装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制礼作乐”本来就是由国家主导实施的重大文化战略、文化工程，因此我们应该在更高意义上深刻认识文庙及释奠礼的重大价值。笔者建议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进一步整合力量，形成研究层面和推广层面有效结合的机制，避免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脱节，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推出既符合传统礼仪又具有时代精神和社会融入性的当代祀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