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心归》之五：敏事慎言 作者：王曙光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壹道曙光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十七日甲戌 耶稣2016年6月21日 “和”是儒家哲学中最高的境界，“和”既是自我人格修养最高的境界，也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至理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节”，也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万物达到最均衡，最恰当、最合宜、最和谐的状态，这就是“和”的境界。“和”，古人常指音乐的曲调的协调、完美。正如音乐需要诸多音调乐符之间取得协调、和谐一样，人内心的诸种情绪也需要获得协调与和谐；再广而言之，人类社会的诸多人等与诸多民族亦需要获得协调与和谐。“和”是一种最佳状态，“万物并作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各种事物皆各得其所，各种力量所形成的均势恰到好处，既不“过”，也不“不及”，而是达到一种“中庸”的状态。“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庸”的状态也就是“和”的境界。“和”意味着一个人内心达到高度的秩序，臻至一种圆满、宁静的境地；“和”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达到高度的秩序，各群体和谐共处，无争无扰。 1.12中讲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典章制度的代表是周礼，其最根本的宗旨是追求一种均衡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中，人人各安其命，各守其分，讲信修睦，没有喧嚣与争竞。礼的功能，就是达到这种最恰如其分的和谐。但是儒家所讲的“和”，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相安无事，不是假造一种和平和谐景象。换句话说，“和”是一种真实的秩序，是一种内在的均衡与和谐状态，而不是假造的幻象，不是刻意营造的表象。很显然，在1.12中，儒家认为，这种“和”的境界并不是想当然地可以轻易达到的。“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也就是说，如果仅仅追求表面的和谐，而不用“礼”，也就是一定的礼义秩序去节制它，这个表面上的和谐也是脆弱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儒家带有很明显的制度主义倾向，所谓“礼”，也就是“制度”，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 这种“和”的理念有很强的延展性。它至少包含着内心之和谐、人与人之和谐（团体和谐）、以及更广范围的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即天下和谐。内心之和谐源于一个人的人格修养，而团体和谐与天下和谐则一方面取决于制度规范（即“礼”），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和”，取决于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对方。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他人的无知与误解。 1.16中讲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认为我们的“病”（即“患”）不在于别人不知道自己，而在于我们不了解别人。人类不同国家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和”，也来自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无知、隔阂甚至仇恨。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能在发生隔阂的时候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思想反省自己，努力去以“同情的理解”去看待属于“他者”的文化，那么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有了可能，从而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就可以缓解。费孝通先生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一定是既有“各美其美”，即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也有“美人之美”，即对于“他者”文化传统的同情、理解与欣赏，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平等、融汇与和谐共存。而今日世界之“病”根，正在于孔子所说的“患不知人也”。 1.13、1.14与1.15都讲到君子的修身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有子讲的两个修身范畴“信”与“恭”，都与“礼”、“义”这两个道德范畴结合起来。从有子的话“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看来，“信”与“恭”都只有与“礼”与“义”联系起来，才显示出其行为价值。“恭”，即对人的恭敬、尊重，要符合“礼”的原则，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要按照礼义秩序的要求做得恰到好处，才能避免别人的耻笑与羞辱，如果超越了这个“礼”的秩序的规范与标准，单纯的“恭”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有可能起到反面的消极的后果。也就是说，恭敬的尺度，要受到礼义秩序的约束。如果你对一个平辈朋友的恭敬，甚至超过了对一个师长的尊重，可能会使平辈朋友极其尴尬，也会让师长感到羞辱，这样的行为不符合“礼”的原则，因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恭”。可见“恭”这一修身原则，在儒家的眼里是动态的，是要遵照礼的秩序去采取恰如其分的行动的。同样的道理，“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其中明确指出“信”只有符合“义”的原则，你所信守的诺言才可实现（复即履行，实现，复言即践诺）。“义”者，“宜”也，就是合宜性、就是符合正义、合宜原则。在这里，“恭”与“信”，是伦理行为，而“礼”与“义”，是伦理规范，一个君子的“恭”与“信”的修养，要达到一种完善的恰如其分的境地，就要完全符合礼义秩序的要求。这里对伦理行为的评价，没有绝对的标准，要动态地按照礼义秩序规范去采取恰当的行动。 孔子心目中的好学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这里，孔子把对于物质享受的疏离作为衡量君子的不可或缺的标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物质享受的疏离，是淡然，不计较，不追求，但并不能理解为绝对的拒斥、摒弃。在整个《论语》中，孔子对于追求财富的行为的价值判断都是极为中庸而恰当的，他并不拒斥基于伦理标准的对富贵的追求，只是他并不把它作为君子的首要追求。一个好学君子，首先要有实践其道德理想的勇气与行动，他要勤勉而切实地行动（即“敏于事”），还要保持内心的敬畏并持守慎重敦穆的操守，不以轻浮的言语妨碍自己的道德追求（即“慎于言”）。他还要善于学习、接近那些高贵的心灵，时时从那些高尚的人格中接受人格的熏陶、锤炼与锻造，勇于修正自己的人格上的缺陷，此所谓“就有道而正焉”。 2014年10月26日于广西北海香格里拉酒店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