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立超
作者简介：白立超，男，西元1984年生，陕西黄陵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史、儒学史和兵学史研究，著有《纵横家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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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
作者：白立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廿四日丁未
耶稣2017年3月21日
摘要：《尚书·武成》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由于此条记载的残酷性、反常识性,同时也与儒者对周制的推崇格格不入,所以历代学者多以考证的方法试图弥合。学者将精力更多集中在对“杵”的考证上,也有从“漂”字入手者，皆在试图找寻这一场景的合理性以及与周制的融洽性,但始终未能解决。事实上,牧野之战与商周时期的特定气候相关,与一场持续性的暴雨相关,也与周人临河布阵相关,最终才出现“血流漂杵”的特殊场景。廓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真实与思想价值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真相
【正文】
一、“血流漂杵”的理解困境
牧野之战标志着周族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完成了灭商大业,建立了新的天下秩序。但由于时代久远,典籍散佚,牧野之战的诸多细节,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成为一桩谜案。历代思想家由于立场不同、资料选择各异,虽不断对“血流漂杵”进行解说与重构，却未能厘清其真实性。所以笔者拟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寻找“血流漂杵”的特定历史真实。
据现存典籍的只言片语,我们对牧野之战有一个轮廓式的了解。关于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及其规模,《诗经·大明》中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的描述,《逸周书·克殷解》也有“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1］(P339)的记载；关于双方的战术布置，《逸周书·克殷解》有“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1］(P341)的简略记载；关于此战的激烈程度，《尚书·武成》仅以“血流漂杵”[1]一笔带过。
但由于商周变革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因此关于这场战争惨烈程度的争论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孟子率先质疑“血流漂杵”的记载，并由此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感慨，开启了后世对“血流漂杵”记载与解释的种种争议。笔者认为此条记载引发关注与讨论最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学者有意为周武王回护，因为这条史料的解读,涉及商周革命史事真实性与政治正当性的冲突,尤其是儒家学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如何评价汤武革命、文武之德,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政治问题。但此条记载的反常识性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我们正常接受的范围内,即使战争非常残酷和血腥，史书有“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2］(P346)等记载，然“血流漂杵”的现象，似乎很难发生。正因如此，东汉王充从事实角度质疑“血流漂杵”,他认为:“《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或作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诛纣,惟兵顿士伤,故至浮杵。”［2］(P391)勿庸置疑，王充这一质疑，为相信“血流漂杵”真实性的学者提出了最难解决的问题，因此学者多以过辞、虚言称之。如魏了翁在《尚书要义》中指出：“史记纣军七十万及此血流漂杵皆虚言。《诗》亦云其会如林,言盛多也。《本纪》云,纣发兵七十万人以距武王,纣兵虽则众多不得有七十万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敌,虚言之耳。自攻于后以北走,自攻其后,必杀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起血流漂杵,是言不实也。”［3］(卷10)
因此围绕“血流漂杵”到底是真实发生还是过辞、虚言的争论,引发了诸多讨论。历代学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虽动机不同,但研究径路却出奇一致,即从小学角度进行考释,并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对“杵”字的考证上,以求“血流漂杵”场景合理。
二、“血流漂杵”的考证困境
在“血流漂杵”四字中,历代学者最关注“杵”的考证，个别学者也会关注“漂”的理解。
(一)“杵”的考证
“杵”为何物?军队中为何会出现此物?此物又在何种情境下能“漂”(漂浮)?这是学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传统训诂学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杵”是兵器“大盾”。一种认为“杵”当为古“樐”字,其他典籍中也作“鹵”“橹”“卤”。此说法被一些学者接受,因为在典籍中有用例,这方面论述最详尽的是清代学者黄生的《义府》:“《周书》‘血流漂杵’,贾谊《过秦论》作漂卤,陈琳《檄文》作漂樐,樐,大盾也。二语皆本《周书》,以理推之,樐者,军中所宜有,杵非军中所宜有也,予因悟杵即古樐字,盖古杵字本单作午,加木为大盾之杵,谐午声,后借午,为午未之午,又借杵,为舂杵之杵,因续制樐字以代之,惟《周书》尚作杵,盖舂杵亦器用之之类。注家依此作解,所以存而不易,若贾、陈作卤、樐,是尚知杵即樐字耳。”［4］(卷上)另一种认为“杵”当为“杆”的误写,“橹”为“杆”的别称,据《说郛》载:“《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国云：‘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当为杆字之误也。案:《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传》郄至举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则是古人读干为汗,杆一名楯,一名橹,橹即杆,俗称为傍牌,此物体轻或可漂也。”［5］(卷6上)
2.“杵”是兵营中筑垒壁的工具。“杵”与“版”一起,均为筑土墙的用具。“杵”主要是用于捣土,使土更坚实。据《广雅·释器》载:“筑谓之杵。”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引用郑玄《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的材料:“辇有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6］(P261)以此证明周军军营中可能会出现此物。惠士齐将此说完善:“锹锸筑者,杵头铁沓也,以筑垒壁,故《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语,孟子以为诬,贾谊《过秦》伏尸百万,血流漂橹,而《益壤篇》又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逐鹿之野,血流漂杆,秦至无道,曓于帝辛,血之漂橹也,信矣。乃谓黄帝之师亦然,不亦诬乎?垒壁起于黄帝,筑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备也,方言,臿,赵魏之间谓之锹,东齐谓之梩……”［7］(卷3)
3.“杵”是“舂杵”。“舂杵”即舂米器具,典籍中经常“杵臼”连用,是军营后勤用具。此说为赵岐、孔颖达、孙奭、朱熹等学者所接受，可以说代表了经学的正统解释。在部分典籍中,“血流漂杵”就有另外一种说法，正是“血流舂杵”：
言武王诛纣,战斗杀人,血流舂杵。［8］(P2773)
自攻其后,必杀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9］(P185)
上引材料甚至又反过来成为“杵臼”的例证。如《太平御览》卷762中“杵臼”一项列举典籍中作为舂米之具“杵”的材料多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尚书》《孟子》“血流漂杵”和“血之流杵”两项列入。后世学者注释《尚书》时也经常引用:“朱子孟注,杵,舂杵也。兵间安得有?舂杵,曰此兵间所宜用也,凡古人行兵,人各携畚、锸、版、杵之属为营堑备,又有罗锅之类,行以为罗爂以为锅。”［10］(卷9)可见此观点之影响深远。
(二)“漂”的理解
1.漂浮说
通过对“杵”的考证可以发现,学者对“杵”所指物品的争论与考证,目的就是要使得这一物品在“血流”中“漂浮”得以可能。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以上的种种异说。学者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杵”可以“漂”,同时在战场可能出现。所以释“漂”为“漂浮”就是以上种种说法的默认前提,我们姑且称之为“漂浮说”。
2.飘溅说
“漂浮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杵”的体积和质量都不足以漂浮在血流之中,所以王夫之发现了“漂浮说”解释的困境。在《尚书稗疏》中,王夫之首先肯定了“杵”当为“橹”,也就是大盾。而对“漂”的解释却另辟蹊径,试图冲破传统解释的困境,他指出:“漂杵本或作卤,楯也。军中无杵臼之用,当以漂橹为正。杵字从午得声,古或与卤通,漂者,血溅而漂之,如风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谓漂浮而动之说太不经,虽亿万人之血亦必散洒于亿万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11］(P128-129)明确指出“漂浮说”最根本的问题亦即不为人所信的原因就是:“虽亿万人之血亦必散洒于亿万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认为这里的“漂”应当取“飘溅”之义,“血溅而漂之,如风吹雨之所漂”。实际上是说“漂”在此可以通假为“飘”,是血溅出而在空中飘,这样血就飘溅到大盾上。通过这样训诂的方式，王夫之将“血流漂杵”的记载重新解释为战争中常见的一个场景，于是“血流漂杵”既不影响周武王之德,又肯定了经书《尚书》的记载为实录。王夫之的说法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以“漂”字为切入点,给“血流漂杵”一个较为完备的解释,从文字学上解决了“血流漂杵”的现实可能性问题。载入史册的“血流漂杵”会是这样一个如王夫之所理解的非常普通的情景吗?这是十分可疑的。
三、“血流漂杵”的特殊场景
无论学者怎样考证“杵”,默认的前提就是既要在军营中出现,又能够漂浮或者飘溅其上。从上引诸解可以看出，传统小学对“血流漂杵”的考证,始终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以往学者的讨论都太过纠缠于“血流漂杵”这条记载的普遍性、常识性意义而忽略了历史记载的特殊性。特定的史实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才是合理的,离开了特定场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可能就是另一种状况。对“血流漂杵”的研究，也应当钩沉史料,试图接近历史场景。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但凡讨论“血流漂杵”都与周武王的形象相关,所以我们选用与“血流漂杵”相关的史料时，应当与称颂周武王之德立场的材料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选用的史料本身可能与牧野之战场面描述的相关性不大，却对于接近历史场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王充最先通过场景复原的方式否认了“血流漂杵”记载，而笔者根据史料记载以及近现代以来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拟从天气状况、具体地望和气候条件三个方面来论述牧野之战的特殊历史场景。
(一)牧野之战与一场持续性暴雨相关
牧野之战与持续性暴雨的关系,史籍记载甚多。这些史载虽出于不同目的,试图说明不同的问题,但在不经意间都提到了牧野之战中天气状况的特殊性: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12］(P123-126)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13］(P388)
武王东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进曰:“天不佑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备,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灾,请还师。”太公曰:“不可。”［14］(P109)
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轭折为三者,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15］(P94)《荀子》《淮南子》《史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我们发现,这些一般不为学者所注意的材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种特殊天气现象,那就是“雨”“暴雨”“雨不休”等。其中一些记载也曾被吸收到《尚书》注疏中。有学者对“待天休命”的解释，也与降雨联系起来以示“天命”:
先儒谓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应也。［16］(卷23)
孔传: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敌宜速,待天休命,谓夜雨止毕陈,疏云,周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是雨止毕阵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韦昭云,雨者,天地人和同之应也。蔡元度曰:“诗云: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盖谓雨止清明也。”［10］(卷9)
笔者认为这些叙述是可信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材料并未经过儒者太多加工,甚至是作为术数类、阴阳家的材料被保留下来,长期并未受到重视,也未遭到改造,所以真实性反而比较高。正是这些无意于价值重构的边角料，却为解决历史中一些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正如葛兆光所言:“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如果历史叙述的观念有所变化,可能这些‘边角废料’就会突然身价百倍。”［17］这些指向“雨”“暴雨”边角料,为还原牧野之战的场景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回应了千年之前王充对“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的质疑。
虽然“血流”已经不是问题,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即使不会发生“兵顿血流,辄燥入土”的情形，何以“血流漂杵”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呢?我们知道,“牧野”是一片大平原,史料记载牧野之战“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战车能够顺利奔驰的地方,必定地势相对平坦,据《逸周书》载,牧野之战周军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就是周武王“以虎贲戎车驰商师”,最终导致商军阵脚大乱，继而大败。在相对比较平坦的地势中,没有洼地之类的地形,即使是暴雨、“雨不休”，“血流漂杵”场景出现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其实牧野之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河流。商周军队布阵于河流旁边，“血流漂杵”的特殊场景肯定会出现。
(二)牧野之战中商周的阵线一翼为河流
牧野之战的地望研究,历来争议较大,主要有朝歌南说,汲县说,新乡牧村说［18］,大体位置基本围绕在殷墟安阳附近。近年来学者通过史料考证、实地调查、考古发现、地名传说辨析等方法,更多地认同新乡牧野说。这三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只是大地名与小地名的关系,笔者认为新乡牧野是牧野之战发生最具体、最确切的地理位置。学者通过实地勘察和资料爬梳,逐渐确立了牧野之战战场大体位置,并且明确指出“商周军队决战之前所列阵线,其南段均以清水为其一翼之屏障”［18］的具体列阵方式。这里提及的清水位于太行山东麓,是古黄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当时水量比较大。
那为什么周武王会选择布阵于河流旁边呢?牧野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从军队数量上来看,周族没有任何优势。在此情况下,周军主动出击,以逸待劳,率先抵达战场,以河流为侧翼进行布阵,河流成为军阵的一道天然防御屏障,对己方非常有利。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在兵力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以河流为军阵一翼以稳固军阵是非常重要的方式。而且在后来历史发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佐证,如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莫不与河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决定楚汉之争根本局势转变的潍水之战,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导致南北分裂继续得以维持的淝水之战，决定明清鼎革的萨尔浒之战等,均与大江大河密切相关,也多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三)牧野之战的时间确认与释疑
至此,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场景的出现,从特殊天气、特定地望上来说,似乎已经很明朗了。但还必须补充论证大战具体时间,因为在史料搜集中遇到了这样一条:“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19］(P823)
根据《国语·周语下》“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的记载可以看出，牧野之战发生在周历二月,换算成夏历就是十二月,其所处的月份有可能是公历的12月、1月或2月，这是一年四季中的冬季。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牧野之战时间的确定,如江晓原、钮卫星推算的日期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刘次沅、周晓陆推断的日期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虽年日有差异,但月份都在1月。牧野地区的1月的气温是什么情况呢?从今天的气候条件来看,安阳地区1月的平均气温低于摄氏零度,若有降水,只能是雪。典籍中记载的雨、雪哪个更可靠呢?若当时气温低于摄氏零度,清水流域一定会结冰。若以今天该地区的气候状况进行衡量,绝不会出现“血流漂杵”的现象。历史上会出现吗?这里牵涉历史上气候变化的问题。
究以气象迁变，历史上安阳的气温是有所变化的。竺可桢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指出:“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20］并根据物候进一步指出,这种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在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区间,安阳地区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气候,全年不结冰,降水形态不可能为雪而只能是雨,而且清水流域也不会结冰或积雪。据此可见“武王伐纣,雪深丈余”的记载肯定有误,或许出于后世学者根据已经转入寒冷期的气候现象对历史的想象。
结合以上三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因素,笔者认为,“血流漂杵”是对在特定的天气状况(大雨天)、特定的地点(牧野清水河岸)、特定的时间(尚处于亚热带气候的周历二月)发生的一次重大战争的一个侧面的重要描述。牧野之战的真实场景可能是：商周大军雨中大战,嘈杂的战场上,鲜血与雨水混成一片,在士兵的脚下,不断流淌。大雨将血水冲入清水河中，整个清水河水变成血水,并且在河面上漂浮着士兵丢弃的木盾牌。所以“血流漂杵”只是在特定的天气状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发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性。当然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无论是“杵”被释为大盾、舂杵、还是筑垒工具等都无碍于理解,而笔者认为“杵”被释为大盾,更符合历史实际,因为从《诗经》还是从汉代引用的异体字情况来看都比较清楚。后世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异说,主要还在于对特殊历史场景不了解,又急于对周武王形象进行回护所造成的。
四、余论
数千年间,“血流漂杵”的看似反常识的场景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读解,“血流漂杵”历史真实性长期被思想家遮蔽或曲解。在现代史学观念下,对历史真实的发掘是史学家孜孜不倦追求的一个目标。笔者认为，“血流漂杵”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在失去了这个特殊场景之后,学者若从普遍性思维入手,必然会导致种种异说或曲解。但历史上的异说或曲解依然有其价值,如儒者通过对“血流漂杵”的解读,表达了他们对历史哲学的建构,寄托了他们的善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血流漂杵”在传统经学、史学和子学中仅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忘却了历史之真的符号,正是对这样一个符号的种种争议,体现出了传统时期的历史哲学和价值取向的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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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
注释：
[1]虽然传世《武成》篇属古文《尚书》,但根据先秦两汉典籍直接或者间接引《尚书》材料来看,此条材料本身是可靠的，参见陈根雄、何志华编著《先秦两汉典籍引〈尚书〉资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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