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政以德”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核心表达。作为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亦构成了中国本位政治理论构建的枢轴环节，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契合点。 一、“为政以德”出处及其解释脉络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篇开宗明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论语》中具有统领性与涵摄性的表述，已有不少学者们从多维角度对其进行释读。总体来看，学界对这句话主要有两种解释脉络。 一种解释脉络强调“为政以德”蕴含着一种政治规律。汉代包咸、郑玄均将其中的“德”字注作“无为”，指出君主执政要做到清静无为，进而引导与激励大臣们在各自职责岗位上积极作为。朱熹曰：“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此种“无为”，指的是以“德”为引领便能自然建立秩序，如同北极星岿立于中央，众星井然有序绕其而动，看似“无为”，实则顺势达成了一种动态化的善治效果。这与道家法自然、反人为的“无为”观念颇为接近。但儒家“无为”思想蕴含鲜明的内在逻辑：由于“德”是为政的根本，恪守根本则能教化民众，统治者正己敬德便可自然抵达“无为”之境。此种“无为”不代表为政者不作为，而是指应当提升自身德性以教化民众，正如清代李允升于《四书正疑》中所说：“政皆本于德，有为如无为也”。 另一种解释脉络强调要培养“君德”进而以上率下，要求执政者首重“修己”方能“安人”。钱穆认为：“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谓之德胜。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所谓以人治人。”有德之人当政，才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有德者自身也能达成《中庸》所言“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目标。这种脉络突出强调了执政者应具有较高的道德自律，而此德性应当在不断学习中予以完备，是故“为政以德”所在《为政》篇紧随首篇《学而》之后，篇章逻辑中蕴含着儒家“学而优则仕”即“由学入政”的思想内涵，修己是逐步积累的过程，为政也需要厚积德行，依规律循序渐进。徐复观认为“为政以德，即是人君以自己内外如一的规范性的行为来从事于政治”，“德”作为“内外如一的规范性的行为”，要求为政者不断“修己”进而“安人”。历史学家王健文也曾指出，政治秩序的创生者乃是“以德受命”，而其后继者则应当“敬慎厥德”，方可保障国祚久长。 以上两种解释脉络，皆为唐文治所言“政治统一之说”，亦即董仲舒所说的“故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也都揭示了孔子的德性政治理想。犹若陈祖为教授的精准概括：“简言之，儒家理想社会本质上是伦理或道德的，它没有预设什么最佳的外在生存条件，也不假定某种有利的自然环境或人对大自然的驾驭。儒家理想的唯一内容就是昌盛的伦理道德精神，以及源自这种精神的一系列丰湍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二、“为政以德”蕴含的中华传统智慧 揆诸历史，“为政以德”虽由孔子提出，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中华上古时代，尧舜时期即已出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原型。“德”在前诸子时代的含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谋求”。“德”此时作为动词，后跟表示某处之人的“方”，例如“德伐某方”意指讨伐某处。其二，“德”的另一种解释与三个汉字紧密相关。第一个是生命的“生”，第二个是属性的“性”。斯维至撰述《说德》一文，判定“德”之本义应为“生”。正如告子所言“生之谓性”，“性者生之质”。在“生”字的基础上，一个族群可能会以其特定时段的神圣品质自矜，将之变成“姓”字。根据“德”具备的“生—性—姓”的古典义，遂知特定族群的神圣品质构成了其政治事功的基础，族群后裔理当永葆祖上之“德”，以期族群基业长青。这两种“德”的含义与先秦诸子时期的“德”截然不同。殷周易代，上古“天命”观发生了重大“革命”。殷周之变开启了周人所奠定的中华文明底色，即孔子所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什么孔子作为殷人之后要“从周”呢？原因就在于周人开创了“周政”传统，或可称作“德性政治传统”。“德”的观念伴随新制度建立而发生了转变：周之所以被天选中取代了殷商，是因周的统治者有顺天应人、敬天保民之“德”，即《尚书》所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国维认为，殷周之变意味着“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构成至为深刻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周公制礼作乐的宗旨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代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以德配天”和“纳上下于道德”，乃至通过“明德慎罚”“天子建德”“兴灭继绝”“制礼作乐”等举措，进一步将德性治理的范围由“族内”推展到“天下”，进而实现“纳上下四方于道德”，遂成为周人维护其执政正当性的理据。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周人对德性的追求自始至终都囿于得到与维持所谓“天命”的理想目标。 东周之季，礼崩乐坏。形成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虽然理论体系差异迥然，但均有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即在乱世之中寻求“道”以建立有效的“统一秩序”。正如金岳霖所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先秦诸子思想中，处于最高位置的哲学概念是关乎天下秩序的“道”，天下有道，则有良好的秩序。无论是秉持“无为而治”的道家，还是主张“利出一孔”的法家，又或推崇“尚同”与“执一”的墨家，皆是如此。先秦诸子之学无不与政治现实相关，各学派围绕天人关系而展开的思想争鸣，皆为探究重建政治秩序的价值根基：“道”。 儒家往往将“道”与“德”并称，《论语》中记录：“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论及了道和德的关联，德是现实中的抓手，其终极目标则是道。道是天道，德乃是仁德，所谓“道德”就是以德行道。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兼顾的道德秩序，高度关注现实中的秩序问题。面对“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社会，孔子呼吁统治者们“为政以德”以恢复“天下有道”的有序生活。《论语》中“德”字出现 40 次，其中孔子面临危险时曾说的“天生德于予”，也正是其秉持文明自信，相信“斯文在兹”的天命而不惧危险的表现。孔子曾深入讨论过什么是“天德”，《礼记·孔子闲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孔子认为作为君子需要贵天道，主要因为天有可敬、可贵的德性，即孔子所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不已”即不停歇，“不闭”指不僵化，“无为而物成”强调不盲目，“已成而明”则突出“志道据德”，可以看得到进而把握住“德”。天虽然不言，但天道可以为人所把握，为人所认知。与周人不同，孔子思想的重点不再单纯据守于抽象化的天，而落脚到现实政治中的具体问题。换言之，儒家自孔子始就聚焦于如何在由家国同构推演而出的君臣、父子、朋友等社会关系中建立良性互动的秩序，旨在“以德循道”中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 目睹天下四分五裂的孔子，希冀构建上下有序、各处其位的秩序，所亟须的恰是一个“德”字。为政者有德，就有了感召力、凝聚力；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则为处于“宇宙中心”的统治者提出了根本遵循：施德政，安天下。为政者有德，方能“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为政以德”集中揭示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执政者要法天则地，用仁爱民本的“生生之德”，来以德配位、以德致位。至此，孔子将象征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及中心性共同赋予施“德政”之人。但此种秩序并非全然复古，而是汲古开新。在儒家德性政治传统中，表示政治权力的“位”对应于“天”的概念，而代表政治权威的“德”则对应着“人”的概念。因此，天人关系最终可以归结为“德”与“位”的关系。对于现实统治者而言，唯有崇尚德行、落实德政，才能达成“盛德大业”的愿景。“有盛德者必有大业”，拥有“神圣属性”即“德”的个体或群体，可正当拥有土地、人民及权威。“盛德”是“大业”的基础，执政者要以忧患意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地进行内圣外王兼顾的“革新”，推动自我与社会的双重意义的“革命”，并以高度的历史感念兹在兹，不忘初心，才能获取永葆“天命”、牢记履行“使命”；德性政治的内在本质是“仁义”和“信托”，而非“霸权”和“契约”，外在体现是“礼乐”为主、“政刑”为辅、“天下”为怀，此种政治是把人当人看的政治，是驱除神权政治、武夫政治和财阀政治的政治。概言之，“为政以德”言简意赅地勾勒出孔子的政治理想：有德者，居其位，天下归仁。孔子实际上从制度精神中取缔了“德”的宗族垄断性，促成了“君子”与“小人”的去血缘化，使“德”逐渐摆脱了对“位”的依赖，使后世“以德配位”“以德致位”乃至“以德抗位”的政治实践获得理据。此后，从孟子的“仁心义路”“礼门义路”，到荀子的“以德兼人者王”，都承袭了以“敦风化俗”实现“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传统。执政者先慎乎德、修己以敬、充实光辉、施行仁政，自可产生北辰一般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方能“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何谓“有德”？《礼记·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在“为政以德”的实践路径上，孔子进一步从“仁”“礼”两方面设定了标准：自我修养方面，要实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教化方面，应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做到“约之以礼”，是孔子给为政者指明的善治方向，强调执政之要在端正自身德行以上率下，这样既能实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又能够滋养一个不失温度、不乏温情的社会。“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主张德、礼、法、刑等治世手段不可偏废，但“德”与“礼”要优先“法”与“刑”，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过分依赖刑罚在孔子看来并不能一劳永逸，还会招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晋国试图“铸刑鼎”，使刑罚成为衡量国事的标准，这种治国手段遭到孔子的强烈不满，“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孔子主张“德主刑辅”，刑罚只是德政的必要补充。总体而言，儒家德性政治并不排斥制度和法治，而是在此前提下更加关注政治担当者的贤能素养。 儒家德性政治传统同样高度重视人的自由问题。萧公权称其为“遂生达意论”。“遂生”即“当一个生物按照自身所适宜的方式作求生的活动而达成其目的，便得到了物质生活的满足”，这是儒家自由的第一层含义，肯定了人的对基本物质条件的需求。人是鲜活的存在，欲望是其本能，无法满足基本欲望人则难以生存。在平衡利欲的过程中，德成为人不断与外界环境互动中对秩序规则的内在修为。而“除了经济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宗教、学术、文艺等一切超物质的活动”，在通过遂生活动得到基本自由后，人需通过第二层次的达意进入更高一级的自由，后者则需要对自己进行严格的道德约束，做到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徐复观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孔子对生命历程的六段划分，并指出“五十而知天命”是整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人在五十岁之前，道德价值源自外界的客观标准，人在不断感知世界、参悟各种关系的过程中调整与规范自己。五十岁后，人便逐渐感知到天命与生命的连接，于是将前五十年的道德感知内化于心，继而外化于行，即徐氏总结的“他之畏天命，实即对自己内在的人格世界中无限的道德要求、责任而来的敬畏。”对执政者而言，欲达成善治，必施以善政，应深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理，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想。 汉承秦制，也在制度精神层面相应地吸纳了周政蕴含的德性政治原理。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既是一种“统一的治理体系”亦是一种“统一的道德秩序”。法家与儒家在这两大体系方面各擅胜场，“礼乐刑政”实应兼而采之。于中华古典政治传统而言，恰是汉宣帝所言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遗憾的是，帝制时代的当权者，往往会有意识地回避自身应担负的道德责任，将“为政以德”改造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双标”思想枷锁，使得“德治”沦为维护宗法皇帝制与家产官僚制统治的等级化“人治”。正如萧公权所说：“人民有时候可以安居乐业，言志抒怀，有时候却饥不得食，劳不得息，或‘外结舌而内结肠，先钳心而后钳制口’。”当权者不念民生之多艰，疏于主动担负更高标准的德性要求，严重偏离了“为政以德”的儒家治世理想，这种偏离引发的弊病启人深思。历史上，儒家德性政治传统跌宕起伏。但是，德性政治的礼乐仁义精神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精神实质和强韧文化基因而得以不断再生产，注入每个时代有识之士内心深处，成为一种难以摧毁的力量，构成了中华文明血脉传续的根本。 三、“为政以德”的现代转化 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志在寻求救世良方与理想政府的中国人放眼世界，在风雨激荡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德性政治传统为内核的儒家政治理论迎来了剥复时机，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提供关键性的精神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在中华德性政治传统滋养下愈加彰显其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志道据德”“以德行道”，不断推进儒家德性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互融互化互通，成功地将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以强大的领导力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合的具体进程中，马克思学说正是以其独到的问题意识瞄准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道建构了中国现当代史的新形态。其间，以德性政治理论为内核的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彼此贯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实现了有机整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当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滋养。 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性和实践性统一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在本质上与儒家德性政治对执政者德性的高度重视殊途同归。当今中国的政治必须关心党员干部与民众的精神信仰问题，政治不能只依靠道德，但并不意味着政治可以离开道德而存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华德性传统蕴含的理论智慧。只有具备这种开阔的视野，方能进一步挖掘与揭橥“为政以德”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意旨，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接续中华德性政治传统。在现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制度、道路与路线方针政策”领域“为政以德”的重要体现，举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三： 第一，“为政以德”与党对“两个伟大革命”的认识和实践相契合。其一是“伟大的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时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才能使自身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所谓“打铁先要自身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端赖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二是“伟大的社会革命”。“为政以德”是星体之喻、引力之喻，满天繁星是“多”，巍巍北辰则是“一”，中国智慧在充分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和而不流、合众为一，有利于科学阐发“一多关系”和有效构建“共同体理论”。所谓“天命”，用今天的表述便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基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受命”于人民。“道德”就是“以德行道”，合乎规律地执政便是“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这也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为政以德”的集中生动体现。 第二，“为政以德”为党做好新时代选人用人工作注入理论智慧。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为此后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德性政治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显著“存活现象”，正是党对其领导下的干部队伍的高度德性要求。恰如钱穆所言，儒家思想认为“仅有政才政绩，而无‘政德’，则皆不足为政治家，皆不足谓有政治家之风度”，而“最大的政治家，自己不见才能，而群下见才能。自己不见功业，而群下成功业”。政治上的才干和绩效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政德，就不足为政治家。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盛赞尧的功绩，正是因为尧具备了政治家应有的德性风度。2019 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六项原则，其中第二、四两项则堪称素质原则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以及“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浸润着“为政以德”的德性政治传统。当然，儒家看重为政者的德性，但又不局限于此，并不把才从德的内涵中剥离出去，如同萨孟武所总结的：“不过政治上所谓贤者，不是指清悫谨慎循规蹈矩之徒，而是谓识大体，知权经，而有佐国之才之人。”德和才并非两个互不交涉的概念，德实乃才之本源，有德是有才的题中之义，故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同样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第三，“为政以德”为在党领导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增加历史自信。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擘画和推进，莫不亟须中华德性政治传统的复古开新。首先，“为政以德”为治理广土众民的巨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凝聚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启发我们“规模至关重要”，惟以“盛德”方成“大业”。其次，“为政以德”为经济体量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改革提供正确的“义利观”。德性政治视野中的“经济”向来强调“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公共属性。无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效市场”，还是优化再分配过程，保证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建设“有为政府”，都需要融入的求利与成德之道于一体的义利观。再次，“为政以德”为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注入强大的道德内驱力。面对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等当代人类困局，“为政以德”将“仁义”和“信托”作为政治与社会的本质要求，开出一剂道德上的良方秘药。此外，德性政治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强调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最后，德性政治传统具有浓厚的“天下”关怀，致力于以和平手段构建“天下型国家”，蕴含着反思与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强大势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谨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为政的关键在人，立“大党”治“大国”，亟待成“大人”明“大德”。以此观之，“为政以德”作为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构成了中国本位政治理论构建的枢轴环节，构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标识理念，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契合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