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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七讲之第二节： 启蒙开启人类魔心 既然我们现在对于这句话的所有的歧见、异见都是来自于西方启蒙运动，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西方启蒙运动做一个回溯，做一个批判，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去理解西方启蒙运动，不仅仅对于你理解这句话有非常大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你只有理解了启蒙的本质以后，你才会理解儒家所倡导的教化它是何等之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启蒙？什么是教化？  康德 什么是启蒙呢？我在第一讲就跟大家说过，康德提出来的一句经典的话，四个字——敢于知道。他这样解释，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在康德看来，普通老百姓他们是具有运动自己的理智，能够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能够发挥聪明才智的，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了被人引导，被什么人引导呢？被贵族、被传教士所引导，所以他们的勇气丧失了，以为我就是应该被人所引导的。那么现在，康德说，你们要鼓起勇气来，你们要敢于知道，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当时，另一位学者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认为，启蒙一般来说，意味着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意思是说，只要你的智力是完全的，你就可能也必须应该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这种观点其实跟康德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康德说的更加富有诗意，更加文采斐然一些。 尽管康德的定义后来被证明是关于启蒙运动的最佳定义，但是在当时，跟他同时代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启蒙表示了怀疑，表示了质疑。比如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他就试图区分两种启蒙，一种是真的启蒙，一种是假的启蒙。他这样说：“什么是真的启蒙呢？真的启蒙的使命是光明和真理，是它们的增长和传播，是全人类的和谐、秩序、安宁与和平。假的启蒙的内容是迷惑而不是启发，是欺骗而不是指导，是瓦解与不和而不是和谐，是傲慢而不是自由，是心灵的恶性混乱和人心的诱惑。”莫泽尔认为真的启蒙是让你内心向上、人格完成，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而假的启蒙是放纵人内心的恶，让你为了自己的欲望寻找正当性。所以假的启蒙，它是靠宣传的方式，靠迷惑的方式，靠洗脑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而不是靠的是启发、指导、引导这样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启蒙组织叫“柏林星期三学会”，里面也有一个重要成员，叫格迪克，他对启蒙的边界做了很严格的划定。他认为启蒙是必须要有差等的，注意啊，他说启蒙是有差等的：“启蒙按照而且必定按照地方、时间、社会阶层、性别以及几个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差异而变化”。也就是说你同样的思想，你不能够讲给所有的人听。所以孔子讲得很清楚啊，“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你该跟他道理的，该跟他讲真理，你不去跟他讲，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人。你不该跟他讲真理，你偏要去跟他讲，那么你对不起真理本身。所以格迪克希望这种差等可以作为启蒙的策略，或者启蒙的原则。他非常天真，他说：“启蒙的彻底平等，就像在财产上的完全平等一样，不仅不太值得向往，而且幸运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随着启蒙运动的有一件巨大的变革——社会变革，就是大众传媒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兴起，导致了贤愚不肖都处在同一个平台上，所以启蒙不但进行了，而且平等地进行了，根本没有以一种差等的方式进行。 康德胜利了，康德说的“敢于知道”其实是让所有人敢于知道，最后真的是所有人敢于知道了，所有人敢于知道的结果就是所有人敢于作恶了，所有人敢于无恶不作了，所以无所畏惧就是无恶不作。 我们中国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那么当时康有为写了他的著名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影响很大，但这两本书的结论呢，我们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所造成的恶果更是极为地深重。当然1903年以后，康有为的思想他跟前期的思想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之推崇康有为，是在于我认为康有为他始终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他不像梁启超，永远只是一个思想的二道贩子，而且他在1903年以后呢，他的思想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境界。我并不认同他在戊戌变法以前的那种思想，但是我认为，即使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他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这样的一位学者。那么当时他的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就有一位学者叫朱一新，就给他写信。写信的时候，朱一新这个信写得非常地深刻，非常地情真意切。我的老师周笃文先生无数次地在我跟前提到这封信，当然我后来也阅读过这封信。这信里面他提到，他说你去追求道，就好比在大街之上设了一个水缸，给大家取水喝，那么有的人很渴，他就喝得多一点，有的人呢，他的量大，他又喝得多一点，叫“各依其量而止”。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差等。接着，朱一新又说：“凡事不可打通后壁”，你不能把背后的一层东西给说出来。他说，佛老——佛学和黄老学说——都是打通后壁之说，会让那种性情本身就不好的人，他学了之后就会变坏。他说孔子的思想、圣人的思想就是不打通后壁的。所谓的不打通后壁其实也就是强调，第一，不能够对所有人都讲同样的道理；第二，有一些道理，你是永远不能跟大众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