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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提到的格迪克，他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有一个经典名言，我觉得非常地有意味。为什么说它有意味呢？他说：“启蒙必须开始的真正起点，是作为国家栋梁的中产阶级。启蒙的光芒只能从这个阶级逐渐扩展到两个极端——上流阶级和下层阶级。”如果我们把中产阶级、上流阶级和下层阶级换一个说法，比如我们换成心智、性情的差异，这句话呢，怎么看都像是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下愚不移”。所以我说这句话非常地有意味。《颜氏家训》里面颜之推就说，他说上智之人不学而能，中庸之人学而就善，下愚之辈乃政刑所慑。天分最高，心智、性情最好的人，他是不学而能的；中人之智，他是你教他，他就会学好；那下愚之辈，怎么教也不会成人的，只能够靠行政、刑事、法律、政令这些东西去震慑他，让他不敢作恶。 在十八世纪末期，其实有一批人抱有共同的见解，就是启蒙是不能（也）不应该针对所有人。当时有一位学者，约翰·路德维希·埃瓦尔德，他在1790年就发表了一篇《论大众启蒙：它的限度和优势》，这样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人相信我想让农民系统地了解这些学科的全部内容，那么就大大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样做，既不可能，也毫无用处。有些人粗俗不堪、未经雕琢，他们的沉睡的精神能力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而且，即使有人想方设法去唤醒他们，这样的学问对他们来说既不可理解也没有用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老师讲给我听的——当时北大哲学系那些教授被要求到田间去给那些老农讲哲学，你说这怎么讲？没有办法讲。他们的心智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任务，就必须得去完成，最后还是我们中文系的教授聪明，教了哲学系的教授一个办法，说你们去给那些老农讲哲学的时候，你们要多举“肥例子”，就是举那些老农身边的例子。你讲一些浅显易懂的东西，那些东西哪里是什么哲学？但是老农听了以后，觉得：“嗯，有道理，总结得好，我一下子理解了，你们真有水平！”我们现在很多的讲国学的都是这样，没文化的人听了以后，觉得说您讲得我懂了，您真有水平。实际上他讲的根本就不是国学，也不是任何的知识，其实就是心灵鸡汤。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就行了啊。那么，在当时，在文革期间，我当时翻阅清华大学的校史资料，说那个时候，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就学会了高等数学，又说我们把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完美无缺的高等数学给划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大家看，这就是“启蒙”给所有人启蒙以后才会闹出来的大笑话。 那么还是在18世纪末期，阿多尔夫·弗赖赫尔·冯·克尼格，这个人他在1788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他认为，对下愚之士进行启蒙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启蒙的内容是要有边际的。他说：“现在有人试图激发农民，放弃他在栽种方法以及实际上在家庭管理中继承下来的许多偏见；有人希望通过有目的的教育，来摧毁愚昧的幻想，摧毁愚蠢的迷信，摧毁对鬼怪、巫师以及类似东西的信仰；有人现在教农民读书写字，变得文明——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有用的，值得赞赏。但是，给予他们所有种类的书刊、故事、寓言，使他们习惯于把自己运送到一个思想的世界，使他们睁眼看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无法改进的贫穷状况，使他们因为太多的启蒙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把他们转变为对地球上资源的不均分配废话连篇的哲学家——这才真正毫无价值。”外国人说话总是比较绕，其实我们用中文直接地给他解释一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去教农民学会一种更好的栽种方法，去教他们改变一些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去教他们不要再迷信巫师、神棍，这些都是有用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教给他们哲学，你让他们去变得对整个世界牢骚不平，让他们变得充满了要改造这个世界的欲望，那么这样的努力是毫无价值的。那么当然我可以补充一句，不但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上面的这些具有清醒的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力图想把启蒙紧紧限定在某一种阶层，或者紧紧限定某一种内容，这样的一些努力都失败了。最后实际上的启蒙和康德所讲的启蒙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第一，就是要人知道，要人“敢于知道”，变成了要所有人都“敢于知道”，也就是说这些启蒙者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性、理性。启蒙者假定了每一个人的心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追随一小群的精英，而应该相信自己的理性。但是我们要首先问一句，究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理性？既然肯定了启蒙运动是要针对所有人，既然肯定所有人的心智是平等的，那么启蒙运动必然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运动。他们认为，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精英文化”，有一个词呢叫做“大众文化”，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大传统”和“小传统”。那么精英文化是大传统，大众文化是小传统，在这些人看来，这些词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概念的提出，预设了一个精英理论，而大众启蒙的倡导者，这些启蒙主义者，他们是认为我们要文化融合，不存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别。我有一个姐姐，是在电视传媒业界非常优秀的一位制片人，一位导演。当初她很想考一位人类学家的博士，所以我就去引介了一下。我的这位姐姐是一个极具精英立场的优秀的导演。我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大众，奥尔特加讲得非常清楚，在各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就是精英，在各方面对自己放任自流的就是大众，精英和大众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我这位姐姐是一个极具精英意识的优秀的电视传媒人。她当时跟这位人类学家，跟这位教授、博士生导师见面的时候，她就说，我的镜头——她拍了很多优秀的纪录片，拿了很多很多的大奖——她说我的镜头是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拍摄底层。人类学家马上勃然变色，你怎么能够俯视呢？你怎么能够去用一种精英的姿态去面对他们呢？你应该同情他们，你应该跟他们处在同样的地位，你用跟他们平等的镜头拍他们嘛。我一听就知道，这位教授他肯定不会接受我姐姐去读他的博士，我姐姐如果去读了他的博士，也肯定会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种基本立场上的差异是绝对无法弥补的鸿沟。很多的博士生导师跟他的博士学生往往会关系不太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我的导师跟我的立场，我的立场跟我导师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读博士是最愉快的。那么我立刻就想起了一位学者当时说的话，他说我一生最恨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最恨人类学家了。为什么最恨语言学家呢？最恨人类学家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学家都是启蒙主义者，都是平等主义者。最恨语言学家是为什么呢？因为语言学在人文学科当中，它是一个异类，它是一个怪胎，它是完全科学的，它里面最没有人文精神，与你的生命成长是最没有用的。所以很多从语言学，从小学入手，去读经典，去读经的人，他往往到后来他的心胸都极其地狭隘。我经常见到有这种，从这种琐屑的考据入手去研究国学的人，他对传统文化是充满刻骨仇恨的，而且这种人呢往往个人修养都极其地恶劣，经常在微博上网上用极其恶毒、极其肮脏、极其下流的话去辱骂我们的文化传统，辱骂我们的传统文化。根本原因是因为，语言学它是一种科学，它通向的是怀疑，它通向的不是信仰，所以它恰恰是违背了知识的本来的目的。 那么启蒙的第二个特点——是启蒙唯一注重的——是理性。它使得理性一家独大，而完全不去注意人的性情的化育，对信仰的敬畏。一个人只有理性是非常可怕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跟机器没有什么分别，其实西方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的关于世界末日的科学带来人类毁灭的种种的科幻片。其实这是体现了美国人文学界、西方人文学界对于理性一家独大，它的一种警醒、一种反思。 后来的现实的启蒙，它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启蒙依托于科学和实证的知识。凡是不能够被科学分析实证的知识都遭到排斥，却不知道人类的所有的精神生活的基础，人文、宗教、音乐、艺术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被科学实证。梵高的画你能用科学分析分析出它哪里好吗？没办法。八大山人的画，你能用科学分析分析出哪里好吗？你只能够用情感去感受它，你沉浸在其中，去玩味它，你才能够理解它哪里好，科学是解释不了的，也无法分析出来的。 腾讯儒学版权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