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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国学门类众多，为什么你认为学国学要从诗开始？ 徐晋如：国学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足鼎立，其中辞章之学通贯性最强。不通辞章，义理也通不了。比如《论语》，前人很多解释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一些注疏家不通辞章之学。他们不知道孔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用的是修辞，不知道孔子有些话是在“兴”。比如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关系的。前人作出种种解释，以为这两句之间有一个侧重点，说孔子讲了两个事情。实际上孔子就讲了一个事情，“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是一个起兴，目的是为了引出下一句。很多人缺乏“兴”的感觉，所以他的解释是成问题的。现代学者注释古典文本，可以很好地运用电子资源查到典故的意思，但你让他完整地解释一首诗，他解释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不通辞章之学。  徐晋如部分著作：《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百年文言》《忏慧堂集》 传统学问的根本目的，是要求“仁”。心之全德谓之仁。凡是人心有一点不完全，就不能称之为仁。用现代的教育理念来说，求仁的教育就是“全人”教育，所以国学实际上是一种“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必须从性情开始，不能从智力开始，因为性情是体，智力是用。性情如何去教育？古人认为是要“兴”，通过诗让他的性情发抒出来，这叫“兴于诗”。比如有的人天生性情比较淡，诗可以让他的性情变得浓烈一些；有的人天生的性情过于浓烈，诗就让他变得中正平和一点。所以兴于诗是为了让人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有了这种美好的性情，他各方面的能力才能够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性情作为根基，就是无土之木。 人物周刊：现在的人学传统文化特别是学儒学，如果没有从诗开始，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徐晋如：从诗入手，比较容易掌握古汉语的训诂，比较容易掌握阅读文言所必备的常用典故。有一位由经济学半路出家摇身一变而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经常在大众媒体上放言高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先不论，但他的硬伤实在很多，那都是因为他的文言功底非常浅薄，没有经过诗的训练。经过诗的训练的人，文言都是过关的。反之，如果文言不过关，古典你连读都不能完全读懂，何谈义理的生发呢？那只能曲学阿世，专拣大众喜欢的话说了。 人物周刊：学问有很多种，为什么你选择诗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徐晋如：我的读者中大多数是认同我的才学，少数则是欣赏我的思想，但这些其实我都根本不看重。我看重的是自己的性情。我最骄傲的，是我的思考、我的学问、我的创作都是植基于忠厚的性情。温柔敦厚的品性，是一个人学问的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品性，一个人学问即使做得再精，境界也不可能高。就像香港某学者，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学大师的，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对蒋鹿潭（注：蒋春霖，字鹿潭，晚清著名词人，一生潦倒，作品有“词史”之称）的评论，那种冷漠、那种刻毒，我们就知道，他哪怕再著述等身，学问都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凡是够格成为大师的人，我们从他的诗里都能看出他的性情，他的诗一定真正能让人感动。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让人感动的精神，他不可能做好学问。因为学问要做得好，需要生命精神的投入，诗写得好也需要生命精神的投入。 你看近代以来很多大学者，比如黄侃，他的诗词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像陈寅恪先生，他的诗更典型了。钱钟书先生，因为《围城》的缘故，我一开始对他并不喜欢，后来读了他的《谈艺录》、《管锥编》，的确感觉那是忧患之作。我写博士论文时重读了他的《槐聚诗存》，那时真正读进去了。我发现，在很多人眼中，钱钟书先生很刻薄、很不能容人，实际上这些都是表象，其实钱先生内心特别忠厚。比如他对待冒效鲁。冒效鲁当时因为跟汪伪政权有了关系，钱先生就写诗说我要跟你割席绝交，但又舍不得，“挥刀割席更沉吟”。后来冒效鲁因为汉奸罪被抓起来坐牢，钱先生这个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他，并且跟他解释说，我跟你上一次绝交是因为我们有公义上的区别，但从私谊上来说，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后来冒效鲁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大学去，钱先生就给他送行，又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说这一次无论是公义上还是私谊上，我都是站在你这一边。要知道，在那样一个风声鹤唳的时代，钱先生说这种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由此可见，凡是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物，他一定首先是因为有很好的性情，这种性情只能是诗教带给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