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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从语言开始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今天的文言创作？ 徐晋如：你刚才讲到中国人往往厚古薄今，现在有一个更悲哀的情形，就是大众对于浅薄的弱者往往同情、崇尚，而对于高明的强者，却表示出不屑一顾甚至于强烈的仇恨。比方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总有考生写文言文，其实那些文言在我看来都是根本不及格的，但大众都愿意去吹捧。可是当你跟他们讲要读一点真正好的文言文，读一点当代大家的文言文的时候，他们没一个人会去读，反而表现出蔑视和仇恨。这就是民粹思想的一型。他们能够接受的是那种非常浅薄的东西。 文言写得好不好，要看你是否以文言文的思维去写作。像2001年的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那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因为它是用白话文的思维写成的。陈子善先生在微博推荐了《百年文言》这本书，马上底下有人问，为什么不选传播量最大的《李毅大帝本纪》。他不懂得，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看传播量，我们要选的是真正的文言，是用文言的思维写出来的雅言，而不是用白话思维写出来的伪古文。去年又有一篇江苏学生的高考“文言”作文《绿色生活》，用了很多冷僻字，被阅卷老师判为满分，今年又被人拿出来炒。很多人问我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求雅反俗，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字，显得很高深，实际上他不明白古人写文言也是为了交流，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会写这样的文章，这叫“索隐行怪”，古人认为是违背德行的行为。如果我是高考语文阅卷老师的话，直接给零分。 人物周刊：这个情况似乎是五四时期没有的。 徐晋如：对，现在实际上比五四时期还要差嘛。五四时期，尽管胡适、鲁迅这些人激烈反对文言文，崇尚白话文，但鲁迅自己的文言是写得非常古雅的。胡适的文言差很多，但也还过得去，至少还能写。今天的这些学者们，连写都不能写了。我曾经去参加过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讨论中小学古诗文的存废问题。我的看法是，白话文根本没必要学，因为学生现在可以上网，可以看电视，都能学到白话文，你进学校就应该去学文言文嘛。无数人反对这个观点，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文言，因为无知，所以恐惧。 人物周刊：我们今天写文言作品，亲近风雅固然是一个初衷。但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有志之士来说，入门后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发现自己处在前人的笼罩之下。在文言文方面，今人还能不能写出可以抗衡古人的作品？ 徐晋如：近百年来，像苏文擢先生论学的那些文章，我认为就完全可以抗衡宋代的道学文章。像瞿蜕园先生、成惕轩先生还有陈本先生的骈体文，也完全可以方驾前修。“文革”结束后，有一篇堪称绝唱的辞赋《悼严生赋》，是湘潭大学的老教授易祖洛先生写的，如果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绝对可以跟《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当然《百年文言》限于体例，没有选辞赋，这篇绝唱我们只好割爱了。但是，我并不认同一定要与古人比高下的想法。永远该记住孔子的那句谆谆教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只要保证我们的文章是载道的，我们的诗是言志的、是缘情的，我们的创作都是为己的，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会不会进入文学史、能不能跟古人抗衡的问题，一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为人之学了。 人物周刊：我们当下的语言，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语言，粗鄙、充满戾气，其中夹杂很多军事化政治化术语、网络用语。这种局面还有没有好转的可能性呢？ 徐晋如：陈沚斋先生在《百年文言》前言里提到，文言和白话同气连枝、一母双生，合则两益，分则两伤。白话文没有了文言的滋养，就变得粗鄙、堕落。文言写不好，白话也不可能好。之所以现在的语言粗鄙、堕落，根本原因是鄙弃了文言。文言文的背后，是君子的人格世界，文言又称雅言，代表了人们对高雅的向往与崇敬。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报纸基本上都是文言的，那时候报纸的阅读者，是都市里的商人、小文人，离真正的知识阶层很远，但他们愿意去亲近文言，感受文言的魅力。另外那时有一种书出得非常多，就是写信大全或者说是尺牍指南，教你怎样去写出合格的文言书信。这说明当时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商人、小文人、小职员，都向往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沚斋先生感慨说，那时候的贩夫走卒之辈，也许说的话都比现在的大学教授还要文雅。 人物周刊：学界里常见的一个事情是，问你做什么研究的，就说“搞”什么。 徐晋如：当年夏承焘先生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问陈先生最近搞什么。陈寅恪先生回答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搞女人！”他那时在研究陈端生、柳如是。我听周晓川师（注：周笃文，字晓川，1934年生，学者、诗人，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讲了这件事，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跟中大的一位同学说了，这位同学很敏锐，他分析说大概是陈先生受不了“搞”字的粗鄙，所以就用反讽的方式回击了一下。《百年文言》里选了黄节先生的《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这篇文章说，“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雅意味着对道德礼法的信守，对高贵尊严的追求，失去了雅，也就失去了内在的良知律令，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就是从语言开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