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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新八股 人物周刊：在各种场合与平台上，你都推举传统学问，传统学问与目前高校通行的现代学术有什么不同？ 徐晋如：现代学术体制讲的学问，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传统学问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养成君子人格。什么样的学问是假学问呢？荀子就讲得很清楚，那种“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的学问就是假学问。现在我们能够发表在所谓的学术界顶级期刊的论文，绝大部分都与养成君子人格毫无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大学老师的工作只是把客观知识传递下去，而自己整天忙的都是去写这些论文，而学生所需要的人格养成的教育却严重欠缺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学术环境会有多大的空间给你以及你的同道？ 徐晋如：空间会越来越小。从美国兴起的量化考核机制，注重核心期刊和项目的机制，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学术癌症。包括欧洲也被美国所害，大学越来越不像做学问的地方。根本原因是美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没文化的国家，它是以功利主义立国的。但这东西见效快啊，便于管理啊。现在很多地方在讲高校要去行政化，其实高校行政化根本不在于高校有学官、有党委，而是体现在以国家基金论英雄以及以科研数据排名次。 现在很多高校推出“6年聘期，非升即走”的制度，一个新老师进来，如果6年内达不到学校要求的量化考核指标，就得走人。这导致了传统学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我在博士毕业后，想去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黄克剑教授做博士后。黄先生告诉我一件事，因为人大规定，没有国家课题不能做博导，他就去找人大有关方面，说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的博导资格去掉，他认为申报课题是严重反学术的，我就是不去申报。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力很大，校方也就让步了，当然也有很多教授反对，后来这项规定就取消了。但越来越多的学校把这种东西作为考核、晋升的惟一标准。实际上，拿到课题与否与你的学问毫无关系，就是看你的表格填得好不好。表格本质上是策划书，这意味着学者还要做一个成功的公关人士。我不是这种人，我只能保证我写的每一部书都是传世之作。 人物周刊：所以你对这个大环境的前景感到忧虑？ 徐晋如：是的。尤其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它不是以教育人为本位，而是变成了一个学术GDP的工厂。 人物周刊：钱穆先生认为，“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这句话在今天似乎未必适用，在今天，有学问的人肯定不少，但很多学术著作却难以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对于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徐晋如：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新的八股。学术八股一旦形成，那些有思想有创见有文采的文章，就都成了异类。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文采掩藏起来，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我最近做了一个尝试，有一所大学的学报跟我约稿，谈当代学人诗，我就用骈体文写了一篇，他们还是准备要发。我相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还是会引起一些反响的，因为现在的学术论文能写得有文采的非常少见。  2007年4月15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徐晋如出席“十博士批于丹”新闻发布会 古典诗词和文言文没有死 人物周刊：在你的理解中，文言跟白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徐晋如：我引用一下我的老师龚鹏程先生的观点。有一次他问我，你整理过你的讲课录音没有？我说整理过啊。他说，你一旦整理了讲课录音就会明白，白话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按照胡适他们对白话文的定义，白话指的是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章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它一定是要经过修饰的，所以所谓的白话只不过是比较浅近的文言而已，它也是书面语，不可能是口语。如果我们承认文言是一种典范的、被历史所选择了的民族共同语，是一种雅的文学，白话也并不是当时林纾所讽刺的所谓“引车卖浆者流”所操的语言，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比较浅近的文言文。但这种浅近的文言文，相对于那种被历史所选择了的雅的文言，其根本分别在于，历史所选择的那种文言具有高度凝固性，不太容易变化，而白话文比较容易因为时代的变迁、语汇的增多或减少或消失，而只能在一个时代被人接受。所以我们看新文化运动时候的白话，跟现在的白话已经差别非常大了，但晚清民国的那些文言，和先秦时期的文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很多人会有一种贵远贱近心理，他们可能觉得唐宋的文言非常好，比如说今人能够熟读或者背诵唐宋名篇，但谈起近百年的文言文，不少人可能就一脸茫然了。为何会选择做这样一部近百年文言文的选本，你的初衷是什么？ 徐晋如：第一，我们从来不认为文化传统已经死亡，这是我们和现在绝大多数古典文学学者的根本分野。我们认为，无论是古典的诗词还是文言文，它们其实都没有死，只不过由主流变成了边缘而已。编撰《百年文言》，我们首先要证明的一点就是，这一百年以来，尽管历史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灭绝，而是成了一条洑流，在潜滋暗长。 第二，近百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自秦汉以来未有，历史文化背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应地在文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何通过传统的文学，去反映现代的现实？这个问题，你光是读古人是不可能获得答案的。近百年的文言创作实绩其实给出了答案。《百年文言》选的很多作品，本身是非常纯粹典雅的桐城派古文，可是它表现的思想却是现代的、镕铸中西的。 第三，今天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很想学到真正的文言写作。今人要想去接续文言的传统，光是读唐宋是不够的，必须要接续这一百年的传统。学近百年的文言，更容易写好文言文，这跟学诗词是一样的。从我太老师朱庸斋先生开始，教青年学作诗词，都是从近代诗词学起，学近代，一学就像，一出手就高。文言文的学习同样如此。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百年的文言，比很多白话的文本更能反映创作者的心情。比如说民国初年很多清朝的遗民，他们就只选择用文言文写作，你要想理解他们，不读他们的文言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的。又比如说在“文革”中，有很多人写白话的文字都是表达了假的东西，反而用文言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果不去读这些文言的诗文，你也不能够真正地理解那些人在那个历史变动时期的复杂心境。 我们编撰《百年文言》，不是为了普及文言，文言文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雅文化，只属于小众，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当代的青年人，以及后世想学文言的人，有一个比较切用的范本。 人物周刊：“文革”中的文言文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徐晋如：“文革”中文言创作成就最高的，是早就离开大陆去了港台的学者，他们的文言作品有真正的学脉传承，如陈本、成惕轩、苏文擢、曾克专先生，等等。留在大陆的文人，以新文化派居多，他们大多写不了文言，只有少数传统学人，坚持文言写作，抒写心境。像中山大学的陈寂先生，在“文革”中迭遭屈辱，写下一篇非常短的骈体文，沚斋先生（注：即《百年文言》第一主编陈永正教授）在整理陈寂先生的诗文集时，从破纸丛中发现了这么一张小纸片，还没有读完，眼泪就下来了，那是真正感人的大作品。又如吴玉如先生在最艰难的时候给老同学周恩来写信，字字血泪，方孝岳、戴文葆、朱庸斋先生的文字，都是气节凛然的至文，让我们感受到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还有天地正气的存留。如果我们只去看“文革”时的白话小说、白话诗，你会发现是一片荒芜。当你看到这些文言的作品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还有人依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精神。这一点都是我们今天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在“文革”开始前几年，有一位徐移山先生，写了一篇游戏笔墨的《戏拟魏王曹操致谢郭院长沫若启》，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浅近文言，写得辛辣非常，据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能全文背诵。说明即使在政治非常高压的情况之下，文言的创作者还是葆有其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