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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一种经典的创构，《文心雕龙》不仅在于其具体可观的篇章结构，更主要的在于她背后的人文精神的磨练。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磨练。有三大要素，其一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其二是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其三是刘勰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这三大要素互相融合与促进，构成了刘勰的精神世界和写作动力。当然，还有道家与玄学思想等因素的熏陶，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首先得益于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的濡涵，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追忆他在七岁时与三十岁左右做的两个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寝，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刘勰自叙在圣人情结的感召下，“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据说孔子慨叹几天不梦见周公便惶恐失落。刘勰自小崇信孔子，三十岁左右曾做梦执执礼器跟随孔圣，同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在崇尚玄虚与佛陀的南朝，刘勰具有这样的圣人情结也是少见的，刘勰把圣典作为文章的本原，儒家的原道与忧道意识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孔子的忧道意识与人格精神是他建构文学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孔子注重中华文化历史的延续性，认为这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后人对于孔子最感念的也是这种忧患精神。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叙作孔子世家时指出：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於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司马迁这里强调孔子担忧中华古文明在他所处年代的断缺，为此而作进行文化上的修列整理工作，如作《春秋》，整理《诗》、《书》、《易》等经籍。这种整理的过程中贯穿着文化历史的传承意识。孔子曾坦陈自己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孔子对当时道德的沦落和学习的废弃忧患重重，认为这是礼乐文明毁弃的结果。孔子为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著名观点。刘勰最推崇的是孔子这种人文忧思与人文创建精神，认为正是孔子的这种创设经典的功勋才使得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他明确提出：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刘勰明确提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将道作为文辞与文学精神张大的内在蕴涵，这里的道，其实深藏着刘勰的人文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人文精神依靠的是人格精神的承担，体现与人文与人生的一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 刘勰的人文思想既有传承性，又鲜明地体现出魏晋以来的生命文艺观。魏晋以来的审美精神中的人文意识，相对于先秦两汉的传统人文精神，更加重视人的生命本体，将文学写作视为人生的目的而非手段，将文学作为生命精神的凝聚，其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更为突出。刘勰受佛学影响，对于生命的理解重在精神的创造，他力倡形尽而神不灭。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末篇《序志篇》中，曾自序其心思所为：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一大段话在赞扬孔子的话之前,可以说明刘勰是从很深的人生意义与人文关怀和高度去彰显文学界意义的,这同他在《原道篇》从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说明文学产生的观点相一致。刘勰在《序志》的末尾感叹：“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刘勰认为写作《文心雕龙》乃是心灵的寄托，人格的彰显。刘勰特别重视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职责，而这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悲壮使命感，这明显地受到孟子的影响。孟子提出要效法孔子对于当时的邪说进行批评：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 孟子对于当时杨朱与墨翟的看法并不见得正确，但是他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却是有其价值的，也是后来韩愈等人立论的精神渊源。孟子较之孔子，更加突出了士的神圣批判职责，以及相应的自尊自立人格精神。刘勰继承了孟子的士的责任心，以写作《文心雕龙》，从而将人文精神与士之责任意识联系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刘勰将“三不朽”与树德建言、时光短暂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从而加重了士之建德树言的悲剧感与神圣感。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中还对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作了重大的突破，对于文学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这是魏晋文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他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在这里强调，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唯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因此，他把文学创作看作延续个人生命价值的寄托。《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士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段记载说明，曹丕所以要发愤著书，正是感于人生凋零无期，希望在文章中使自己的生命意识留存下来，垂名后世。建安文学的自觉，与曹丕提出的这种文学观念直接有关。本来，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有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再次立言的“三不朽”说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曹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它们的思想。但其中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前人所说的立言，是指在立德、立功二者都不成的前提下，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遭受刑辱之后，发愤著书，仿效孔子、左丘明等古人著书的事迹，以“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曹丕来说，位居王公，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曹丕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强调文章可以传载人的生命精神，超轶时间而流布后世，标志着汉魏以来文学观念的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