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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上所述，《文心雕龙》的经典性，在于她的高屋建瓴，融合儒佛诸家中的人文思想。刘勰当时急切要解决的是作为人文的文学其合法性何在，文学的本体何在，这是中国古典形态的人文忧患的一贯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刘勰是如何论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作为“文之枢纽”的首篇《原道篇》中融合《周易》、玄学与佛学的思想资源，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这句的话意思是问，这什么说“文”的道德意义巨大，可以与天地并生而不朽呢？也就是说，“文”的存在意义何在，值得关注的是，刘勰这里所说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意思，而是指人类学与宇宙学意义上的“文”，是一种涵括天地人三者的现象与存在。这一设论，追问的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追问。刘勰思考文学问题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文学上升至总体性的大文化范畴高度来认识，这不能不说表现了他深刻的人文忧思。《文心雕龙。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体现在这种人文忧思与人文情怀上面，没有这种心胸与情怀，只是将美学与文艺学当作一门知识与工具理性，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峰。 从文学史的发展倾向来看，刘勰是在重新找回汉魏以来的文学人文精神，张扬其中的原始的生命活力。魏晋以来，文学在走向自觉的同时，老庄的自然之道美学观也登堂入室，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都将清通自然、玄远高逸作为一代美学与文学风尚。但迄至西晋，文学渐趋华丽。齐梁时，文学精神在走向世俗的同时，情辞风格也一改建安风骨，追求华靡，雕琢日甚。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与文学表现手法越来越远离自然，陷溺人工，不但失去了天真自然的风趣，而且在文学形式上也雕华淫靡。更主要地是，文学丢掉了对于自然与现实人生的关注，只能是成为一种形式点缀，最后会丧失生命力。在这种时候，文学要走出误区，恢复自然活力，张扬精神人格，必须另辟蹊径，重开天地，于是古老的《周易》中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三材”之说再一次为思想家与美学家所关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确立，就与自然之道的启发有关。《文心雕龙》发挥《周易》中的三材之说，认为：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行；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这一段话表现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本体论相一致的观点与方法论。在刘勰看来，文学的本体肇自天地自然，天地皆有其文采，人在天地两仪之间，为天地灵气所钟，人文来自于天文与地文。在刘勰看来，圣人的经典所以伟大，并非来自于汉儒所说的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界之道的呈现，圣人的意义在于秉承了天地自然界之道，以施行教化，刘勰看到了齐梁文学的病根在于远离自然，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为此他以自然之道来矫正当时“讹、滥、淫”的文风，是《文心雕龙》的基本精神与立论依据，刘勰力图重新找回文学的自然活力与人文精神，为此，他借用了古老的《周易》思想，强调文学不能脱离自然，不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扭转了当时文学脱离自然，失却灵魂的弊端，高扬了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心雕龙》传导了自古以来的中华人文精神特点，即以自然为人文的本体，而不是像西方中世纪那样，以宗教神学作为人文的始祖。 但是刘勰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将哲学与美学、文学问题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刘勰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美感力量时，刘勰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文论中重视情感的观念，特别推崇文艺的情感教化力量，并将其与自然之道相结合。为引他推崇建安文学的自然真诚的风格特点。刘勰大声疾呼：“夫以草木之征，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刘勰认为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情感的宣发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任何造作都是无济于事的。 刘勰《文心雕龙》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理论问题分层研究的范例，它将文学理论置于一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分层研究的平台上进行。在《序志》中，他自叙其理论的分层结构：“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见《文心雕龙》这种分层与总合相统一的方法，是刘勰借助于他深厚的哲学修养而形成的方法论，刘勰具有深湛的哲学与佛学的修养，他对于儒玄佛的思维方式了然于心，深契其中三昧。因此，他的文学理论具有艺术哲学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美学精神的建构，而不是如他在《序志》中所批评的汉魏以来论文诸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片面方法。中国古代的哲学与文化对于精神范畴问题的探讨往往是从总体上去把握的。刘勰对于文学理论的分层研究，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既看到其独立性，又关注其中的通贯性，举一隅而反三。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人文精神与哲学修养。后世文论没有再出现这样体大思精的文论作品，其中哲学修养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刘勰采取了“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公允态度，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他并没有如裴子野那样，一味走向复古，而是要求文章有紧实的情志内容，以挽救文风之流弊。刘勰赞扬建安文学和阮籍、嵇康的作品，对当时的声律、对偶、用典之美也详加研讨。然而，刘勰尖锐地针砭当时文学创作领域中讹、滥、淫的文风，难以为文学圈里的其他人所接受。刘勰虽然受到昭明太子的赏识，但是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宫廷文化趣味与他的精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刘勰从“齿在逾立”(三十岁左右)开始，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写成《文心雕龙》，然而竟然“未为时流所称”。（见《梁书·刘勰传》）这是对刘勰心灵的沉重打击。我们从他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发出的“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的慨叹中，可以窥见其内心的孤愤。在万般无奈下，刘勰只好背上书稿，扮成小贩，去叩当时文坛领袖、世家大族文人沈约的车驾，以求知音。沈约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但是《文心雕龙》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得到沈约和其他文坛当道人物的认同。相比来说，刘勰的运气还比较好，另一位诗歌评论巨子、《诗品》的作者钟嵘去走沈约的门路，却遭拒绝。从刘勰到钟嵘，由于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持批评态度，不合时尚，遭到冷落，乃是必然的。 《文心雕龙》在当今的人文建树，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在向前发展中，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审美的平面化与市场化，以及电子传媒的无限扩张，引起人的精神世界与审美精神的世俗化，这既是必然的结果，具有解放思想，热爱人生的积极一面，同时也使大众沉溺在狂欢的虚幻之中，精神信仰出现真空，带来了许多负面的作用。对此，许多人是一概加以肯定，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流。笔者并不同意这种全盘肯定的观点。[5]其实，反观历史，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既是它的特点与优点，同时也是它的致命的缺点，由此带来国民心态的油滑与善变，缺乏崇高与神圣，这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鲁迅先生终生为之痛心与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而文艺作为国民精神的火花，最直接地呈现出这种病态心理。比如，六朝时从西晋开始，许多士族中人把人性的解放曲解成人欲的释放。其结果便是人文精神的消解与趣味的鄙俗化，也是对人性的亵渎。后来由南入北的庾信在反思梁亡时，曾直斥梁代君臣精神的鄙陋：“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西晋末年一些贵游子弟“皆祖述于(阮)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但这种放荡由于失去了正始名士的内在忧患意识，早已成了东施效颦。至于成书于晋代的《列子·扬朱篇》，更是西晋世族豪贵们纵欲观念的真实写照。它宣传：“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虽然它对于破坏虚伪的名教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消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西晋朝野奢靡成风，世族贪婪成性，到南朝时一发不可收拾，同这种人生哲学的流行是有密切关联的。詹福瑞先生曾用“走向世俗”来概括南朝诗歌思潮，这是很到位的看法。[6]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走向世俗”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未可一概否定，但同时也造成人文精神的流失与国民精神的颓废，形成末世心态。而在这种时候，反抗时流，坚守素志，这便与当时的陶渊明与刘勰一样，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固守，即萧统所说的“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这种人文坚守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无畏的批判精神与勇气。刘勰终其一生，是一位孤独者，他不为当时人所认同，不受当时重视，有时也不得不去叩当时的重要人物沈约的车驾，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他是坚强的，尤其最后重返定林寺，燔发出家，用看似极端的方式来与时流诀别，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有些过分，但是当时比起沈约之流的善变，却具有一种人格感召的意义。刘勰直斥当时的文学潮流过于俗滥： 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直言当时的文风背离了圣人之道，人文之要。他坦陈自己要继承孔孟之道来论文。如前所述，这种古典人文传统往往以复古和形态出现，但是内在的精神却是一种人文忧思与人文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比起当时贵族文人的大红大紫，刘勰一辈子在坐冷板凳，死后也长时间的得不到承认，但是由于他的文化批判涉及人生与文化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永恒性，因此，受到后世的响应，并非偶然。 当然，人文精神往往与宗教精神相通，但是更多的却是需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一味的迷狂。《文心雕龙》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的理性意识。既有文之枢纽的五篇作为形而上的总纲，又有论文叙笔的文体论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等等，通过这样的体系建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心雕龙》人文与理性地合理分布，哲学的升华与实证的解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刘勰在写作时遵循的是一种公正的尺度。他充分顾及到《文心雕龙》的难度，因为他要涉及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既要有总体建构，也要有个案分析，还要对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判：“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序志》）因此，《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批评典范也昭示我们，对于时流的否定与批判，并非回到过去，如裴子野等人的复古思路，而是将人文忧思与为天地立心的公正中允结合起来，关注现实，感受作品，使激情与理性融化在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以推动当今文化建设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参见李振宏主编《元典文化丛书》之一、戚良德著《〈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梁书·沈约传》。 [3]四部丛刊影印本《弘明集》卷八。 [4]《合放光光赞略解序》，《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 [5]参见笔者所著《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6]见詹福瑞著《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007.9.1于北京南郊寓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