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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般若舟 据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万斯同《儒林宗派》、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和《阳明书牍》，以及钱德洪《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弟子有姓氏可考者共三百余人。以人数言，虽不及朱熹四百余弟子之众，然阳明学派“鼓动海内”（顾炎武语），声势浩大，则远胜于朱子学派。但是，伴随着阳明学派在明代中叶的兴盛，其内部潜滋暗长的几股背驰的力量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万历初年，阳明学派分化的阵势逐渐明朗。其后学各执一说，纷争迭起，揭开了有明学术思想“一本而万殊”（黄宗羲语）的精彩篇章。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曾以师承的地域为界限，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由于王阳明的学说渊博精奥，其去世又早，生前又没有机会进一步加以阐明，所以他的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因此，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现成”和“工夫”两大系。但在这两大系中仍可分为；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以钱德洪、欧阳德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五个流派。  王畿画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中，以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王艮为代表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与王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学派最为著名。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诠释者，被当时称为“教授师”。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因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良知现成”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四句教言”（又称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之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王龙溪全集》卷一）他说：“良知当下现成，不加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为了证明王畿的“四无说”，万历年间被称为“今龙溪”的周汝澄，在南京作《九解》，引经据典，反驳许孚远的《九谤》，证明“四无说”的合理性。他们还汲取了佛学思想，认为“儒即禅，禅即儒”，所以当时就有“三教合之说，自龙溪大决蕃篱”的批评。 与王畿的“良知现成”派相反，钱德洪主张“四有”，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恢宏师说，论学宗旨倾向于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这一派除有钱德洪、张元忭外，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江右王学的欧阳德、陈九川等人为代表。钱德洪在《复王龙溪》的信中提出：“吾赏于学未免落空，初若未以为然，细自磨勘，始知自惧。日业信纸本体处说得十分清脱，疏略处甚多，此便是学问在空处。”张元忭也说“学问以必有事为主”，“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张阳和文选》卷一）。所以钱德洪主张在日常行事上，著实格物，使竭意诚心正，不停留在心的本体认上。他说：“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功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欧阳德认为，“格物二字，先师以谓致知之实。盖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地。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之之功”。钱德洪等人的道德实践是主张在事上“实心磨练”、“行著习察”，以达到在“人情事变”或“见在功夫”上泯灭“气拘物蔽”的目的。钱德洪等人的这些理论，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们的所谓“事”，也未能超出王阳明所说的道德实践范围内。他们与王学的关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 江右王学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邹守益，字谦之，号或廓，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正传”，指的就是邹守益。其他主要人物还有委木、刘邦采、王时槐等。江右王学与钱德洪等人一样，讲学以宏扬师说、传授王学为指归。邹守益为学“生平自精神心术之微以达于人伦事物之著，皆不离良知一脉运用”。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周郭颐的“主静”，程颐、程颢的“寡欲”，以及思孟的“戒惧”，“皆致良知的名也”。他提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答徐子融》）他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功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他批评主静派一味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本”，因而偏于内；批评日用派的“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因而偏于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内偏外”之失。王时槐也表示“敬内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明史·儒林二》）。浙中王学的季木干脆表示“自信东廓其说”。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邹守益无论在任官或家居期间，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于江南各地。讲学对象不限于士子，“田夫市侩”也“趋而听之，惟恐或后”，听讲的人数有时以千计。可见江右王学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王艮塑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王学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说，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和社会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如以聂豹、罗洪先等江右弟子为主要代表的“良知归寂派”。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永丰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因直言谏净，与严嵩不睦，后以老疾致仕。他一生未尝在王阳明门下受教，而是以书信往来问道。王阳明去世后，他设位，北面再拜，自称门生。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吉永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进士，授翰林编修。后革职为民，终身不仕。他也没有在王阳明门下直接受教。“良知归寂派”继承了王阳明早期的思想，主张通过“主静立极”，才能达到“归寂以通感”。但由于他们的学说过分强调“寂然不动”、“隐而未发”，当时不仅信从者寥寥，而且还受到其他王门各派的诘难。 刘蕺山在评价阳明后学良知流弊时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心斋与龙溪正是其主要批评的对象，“现成良知”所失在“参之以情识”，“见在良知”则代表着“荡之以玄虚”一路。论资质二人都是阳明后学中不世出的人物，将儒家心性之学推向极致的同时却也将其带进深渊，他们深刻地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如何自用其才与自御其才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