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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年学者陈壁生在《经学的瓦解》一书中指出：“随着辛亥革命带来的帝制消失，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学术也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核心内容就是经学的瓦解。”他指出了经学瓦解的根本原因——国之大势之转捩，革命发生之摧残。可见，经学的瓦解，不是学术自身运动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加的必然。经学的发展，从先秦至晚清，一直在遵循它自身的学术轨迹发展，其间有斗争、有兴衰，但大体上并没有向自我消解的方向运动。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十章《经学复盛时代》云：“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皮氏乃清末人，他的《经学历史》所述直至同时代人。可见即便到了清末，经学犹处于正常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打断这一过程的，只是“帝制崩溃”。但是，为什么帝制的崩溃要株连到一种学术的发展甚至生存呢？《经学的瓦解》告诉我们，伴随着帝制崩溃的是一场比革命更猛烈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全面移植西方学术分科，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以章太炎为先导，以胡适之为中心的。而经学的瓦解恰恰是这二位权（学术影响与领导之权）倾一时的大学者推波助澜的结果，只不过前者是历史的耦合，而后者是着意为之而已。 作为保皇派代表人物和今文经学领袖人物的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一书确立了今文经学在清末经学的统治地位。陈壁生认为：“他们（指康有为及其今文经学家）的根本目的，是绕过郑玄回到汉代，对二千多年来的经学进行一场重新清理，检视西汉以《春秋》为中年的今文经说，使经学重归孔子口传的微言大义。在今文学看来，经学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价值而不是具体法度。”可见，今文经学所要捍卫的是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康有为把孔子称作“王”：“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而称王的目的则是“儒者道上古，誉先王，托古以易当世也”。显然，康圣人是要借孔圣人而为自己的“因时改制”，推行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  章太炎（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于是，这必然招致作为“革命者”的章太炎的激烈反弹。章太炎是一个激进的古文经学家，他容不得任何对古文经学的批评与非难。他对康有为保皇政治的攻击与批判，正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展开的。《经学的瓦解》一书非常详尽地揭示了章太炎如何先“破”今文经学之本——贬孔子而废法；而后“立”——由“法”而“史”。陈氏指出：“章太炎之新经学，一言以蔽之，曰由‘法’而‘史’。”他是如何完成这一变化的呢？“章太炎对清世古文经学研究的突破，在于他以系统的眼光，重新探求古文经学的性质，也就是探求古文六经中，‘六经’到底是什么？”“六经”到底是什么呢？章太炎以他的博学与雄辩告诉我们“六经皆史”。当然，“六经皆史”说并不是章氏的发明，陈壁生指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之思想核心，但章氏所谓“史”说与章学诚“史”说其内涵却大异其趣：“如果说在章学诚那里‘六经皆先王政典’，经即先王史官所职，那么，在章太炎这里，他进一步将‘六经皆史’之‘史’，由官书而视为历史。”陈壁生非常准确地评论道：“而章氏（太炎）之‘新经学’对经学本身的理解，由古文经学之‘法’而成史学家之‘史’，治经也从考求圣王之政治理想变成考证历史因沿迁变，所以说，章太炎是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转捩点，在章氏这里，进去的是古文经学，出来的，则成了史学。”紧接着，章氏进一步把孔子定位为史学家：“孔氏，古之良史也。”陈氏叹曰，章氏如此定位孔子“实在是石破天惊”之举，“前所未有之论”。而“章太炎以孔子为古代‘良史’，说到底，就是要否定孔子删定五经，尤其是作《春秋》有‘立法’的意义，褫夺孔子的‘立法权’”。章太炎是个非常博学的经师，他在文字音韵学上的造诣无人可以匹敌。一旦他从史家的眼光来看经学，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经学的价值核心被化解。他的绝招，就是化经为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