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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经学的瓦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康有为肇其端，到章太炎摧其体，再到胡适之挖其根，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其中章、胡是二位主要的推手和领袖。但也不能忽略了一些章、胡的积极追随者与同盟者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毛子水、傅斯年、钱玄同、顾颉刚等，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正是这些学术健将们的共同努力，才构成了将近半个世纪，却足以影响中国学术一个世纪乃至更长远的深刻变化。 可是，对这一段如此重要的学术思潮与学术史，我们却还没有来得及作全面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这五十多年学术思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的清理。也许，面对章、胡这样两位我们习惯上以仰视者的身份膜拜的学术巨匠，我们还没有直面解剖的勇气。又也许，中国现当代学术的主力军正是章、胡等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弟子无意于自毁师门，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当中国的学术正处在又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却不能不痛苦地面对这五十余年的学术史。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场浩大的学术变故，对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传统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历时数千年建立的学术体系，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它也摧毁了历经数千年，经过无数经师、学者们共同努力而构建起来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价值观。 章太炎是一位伟大的经学家，我们甚至可以用“后无来者”形容他的历史存在。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决不是一个瓦解经学的主观刻意者。但历史的吊诡正在于，一个文化传统的守卫者，却在无意识之中摧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传统。这一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当年先生在用古文经学为武器猛烈攻击康有为今文经学时，他其实已经在为自己为之奋斗的“经”掘好了坟墓。今天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学术史时，依然对章先生怀着一种理解的同情和敬意，因为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不能默认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来为保皇和维新张目。但是，当他拿起武器战斗的时候，却不恰当地选择用古文经学作为投枪。一旦他陷入今、古文之争，一旦他把自己紧闭在古文经学的门户之中，事情就发生了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沿着门户之争的惯性游走下去，他必然会陷入另一个泥潭——自己瓦解自己。 学派之争、学派之辩，这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动力和润滑剂，它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把学派之争演化为门户之争，那就会戕害学术的发展。门户之争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痼疾，纵观中国的学术史，凡是门户之争搞得不可开交之际，一定是学术停滞与混乱之时。中国学术讲师承，这无可厚非，但师承弄不好就会变成门户，而门户则意味着保守与封闭。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也不利于学派的发展。 如果说，在瓦解经学的学术发展中，章是一个不经意者，那么胡适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主观刻意者。 胡氏留美归来，他已经全盘接受与服膺于西方的学术体系与学术话语。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学术体系来改造与重构中国的学术传统。 胡氏提出对“国故”要取一种“评判的态度”，他引用尼采的话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陈氏指出，胡适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就是以“现代”——其实就是以西方为标准，重新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极’的行动，不是回到传统，而是飞渡西方，其实就是输入西方的新学理，以之为标准并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如前所述，胡适在颠覆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使用的是西方的学术理论与武器，而在重构中国学术系统时，又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将中国整体的看成古代的，彻底打破传统学术固有的格局，而将中国典籍乃至一切语言符号视为‘史料’，并以现代，其实就是西方的眼光对之进行客观的、分析式的整理”，“以西方学问来研究中国史料，研究的结果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 学术细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学术丧失自身价值系统的过程，也是中国学术丢失主体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国人对中国学术乃至中国文化自信心的丧失。从“五四”前后的西化，到建国后死亡、“苏化”，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再度西化，就是这一严重后果的写照。 正如《经学的瓦解》一书后记所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术丧失了自身的价值系统，典籍成为‘史料’，中国学术也成了西方学术的附庸，即便最为保守的现代新儒学，也是建立在对西来大量观念不加检讨的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承载中国传统义理的经学，则在现代学科中瓦解殆尽。” 考察整个经学瓦解的历史，我们可以始终看到一个如影随形的阴影——文化激进主义。 在《经学的瓦解》中，作者引用过顾颉刚的一段话：“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馆，剥除他玩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这是一段十分典型的激进主义表白。这里不见了学术，不见了公允，也不见了实事求是。可悲的是，在经学被逐步瓦解的半个世纪中，整个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激进得有些悲壮的气氛中进行的。高明如康长素、章炳麟、胡适之之侪，也不能免俗。 产生文化激进主义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它也许与一个种群集体潜意识的遗传有关。孔子提出“中庸之道”，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心理治疗的暗语，它也许是孔夫子看到中国人人性中喜欢走极端而提出的一个对症之方——一如他在另一处告诫我们的“行不由径”——不要走捷径、抄小路。笔者寡闻，不知道外国有没有相似的理论。激进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就经济而言，市场经济；就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可说是发挥到了极致。由此而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也发挥到了极致。就激进主义的发展逻辑而言，政治、经济上的激进，缘于文化上的激进，而文化上的激进则源于学术上的激进。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视学术激进主义的危害。学术激进主义为文化激进主义延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