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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说章太炎是近世以来瓦解经学的第一推手的话，那么胡适则是第二人。因为他的出现，中国的经学彻底崩溃。  胡适（资料图 图源网络）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旗手。自“五四”而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其核心，一是西化，二是颠覆传统。这是一股谁也无法阻挡的潮流，它的助推剂与加速器则是救亡图存的现实诉求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大行其道。胡适一手挟留学归来之洋势，用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学术理论传播西学，弘扬西学，可说是所向披靡；另一手则操起老本行直捣中国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之软肋。胡适的这两手确实厉害，他用西学攻击“中学”，“中学”几无还手之力；他又用“中学”之矛攻“中学”之盾，促使了“中学”的自行瓦解。 胡适瓦解经学的方法与过程是，首先，他改造了“国学”的概念与内容。 1923年胡适为北大国学门的刊物《国学季刊》写的发刊宣言“既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总纲领，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关键文献”。从此，“国学”变成了“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既然中国已经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本身，那么，现在和以后的中国就应该摆脱这“一切过去的文化”而进行“充分的世界化”。陈氏认为：“民族国家经由辛亥革命而正式开始形成，使胡适可以将民族国家之前的帝制时代一概视为‘古代’，而对西方文明的追求，导致将西方文明视为‘现代’的标准，古代成为现代的敌人。经过将中西之别改造为古今之别，所谓‘中国’，成为了‘历史’，而且是必须摆脱的历史。” 其次，胡适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从‘历史的眼光’到‘一切古书都是史（史料）’，是胡适的国学研究的基本逻辑。”顾颉刚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胡适所谓的“历史的眼光”，是从章学诚、章太炎“六经皆史”的理论那里来的，但这一理论经过胡适偷梁换柱的改造，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东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本意是六经皆先王政典，章太炎发挥此说，将六经转化为中国历史的源头，从而重建中国的历史叙事。而胡氏更进一步，将整个中国历史视为古代，则六经都是上古的史料而已。连经都变成史料，那么子、史、集之书，也自然成为史料。中国传统学术本——有本有末，有源有流，有根基有枝叶的生命体，到了章太炎，传统的‘以经为纲’转化成‘以史为本’，而到了胡适，更进一步将‘史’视为‘史料’。章太炎的‘以史为本’，史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而史一旦变为史料，则成为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胡适之所以要‘整理国故’，就是要整理这堆材料。用‘材料’的眼光看待传统，就像走进一座古庙宇，只看到可以重新回炉造纸的原浆。”诚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言“国学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胡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无论经史子集，都是过去的已经死了的历史资料，而研究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做一部文化史，文化的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的传承，都是不必要的、不可能的和多余的。于是，作为承载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最重要的学术系统就这样被消解了。 再次，重构中国的学术体系。 打破传统的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是胡适在“破”的同时，用心良苦的“立”。胡适之立，是用西方之“学”来统御中国之“史”。即把西方学术体系看作是“体”，而把中国的传统学术看作是“用”：史料是中国的，学问是西方的，即用西方的学问来研究中国的史料。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不复存在，代之以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教育学，等等。陈壁生认为，胡适用西方的“学”来统御中国的“史”，是有一个重要的预设的，这一预设就是“将中国整体的看成古代的，彻底打破传统学术固有的格局，而将中国典籍乃至一切语言符号视为‘史料’，并以现代，其实就是西方化的眼光对之进行客观的、分科式的整理”。在这样的预设之下，“以西方学问来研究中国史料，研究的结果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陈壁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将古典学术世界中的永恒追求从学术中抽离出来的做法，就是“以历史瓦解价值”。他进一步指出：“经作为中国文明之核心，一旦成‘史’，则失去其作为‘常道’的价值，而一旦成为‘史料’，则成了真伪并存的史料。在从‘史’到‘史料’的转化中，经学的价值早已荡然无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