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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初纵横家的活动:异常活跃 纵横家的思想在汉初非常活跃。当时纵横家的表现足以证明这一点。②其中以蒯通、邹阳等人的游说最为著名。根据《艺文志》的记载,蒯通学说的倾向和专长,就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权变之说。当然,蒯通擅长纵横家的权变之说,除了可以从他学说的倾向性进行判断之外,他在楚汉相争时期的游说活动也可以作为判断的根据。在《汉书》的记载中,蒯通一共有四次重要的游说活动。第一次,楚汉之争的初期,他说服范阳令徐公和武信君并且促使后者接受前者的投降,此举保全了范阳城池。第二次,楚汉相争的僵持时期,他劝韩信不计郦食其的安全,袭击齐国,建立功勋。第三次,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他劝韩信背汉自立。第四次,在汉政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蒯通施展他的游说本领,荐达隐居山中的齐处士东郭先生和梁石君。与后代儒生直接用儒学鼓吹被荐者的方法相比,蒯通的这种类比的方法,显得更加含蓄和灵巧,效果也出奇的明显,令人耳目一新,使人不得不赞叹纵横家在言语和劝说技巧上的造诣。但是这个时期,虽然受制于地方诸侯,刘邦的中央政权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蒯通的才能只能用于朝廷人才的推荐,却不能进行更为重要的游说活动。至此,他和他学说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可以预知了。 在班固的记载中,邹阳共有两封上书,一次游说活动。邹阳的第一封上书是献给吴王刘濞的,邹阳此举实际上在维护中央政权,与他作为吴国游说之士的身份并不相符。这封上书写得极其含蓄,吴国统治者也并没有听从这样的建议,因为吴王之谋反可谓处心积虑,不可能因为邹阳一封上书就改变他政治上的野心。所以邹阳第一封上书并没有取得成功。邹阳的第二次游说则是游说之士的自救。这篇千古妙文,大量运用比喻和寓言,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在行文上形象生动的特点。邹阳又大量采用了类比的论证方法,显得雄辩而有说服力,他依次论证了君臣之间应该真诚以待、肝胆相照;君主任用士人应当兼听并观而不是偏听独任;君主应当欲善无穷、尊重士人的独立不拘的个性而不应移于浮词谄谀。邹阳在狱中的上书写得文词灿烂、情深意重,人穷而后激越。这种特殊情况下激发出来的文采和雄辩虽然不能认为是纵横家所独有的才华,但是,这封上书所表达的对于君臣关系的理想,或者说,在这封上书中寄托的邹阳关于侯王与术士之间应该存在的理想关系,却准确地表明了邹阳是个道地的纵横家人物。在经历了秦帝国政权禁锢诸子的严冬季节之后,得益于汉初存在着大量地方政权实体,纵横家学说终于迎来了有利于自己发展的阳春时节。然而,帝国统治者在全国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汉初的学术环境毕竟不同于战国时期。特别是在中央政权逐渐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打击的汉景帝时期,邹阳要求梁王像战国时期的侯王一样优待像他一样的士人,只能说邹阳受自己立场的限制,没有意识到社会性质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出了不合时宜的要求。 如果我们知道:文景时期同姓诸侯与中央政权的对抗有利于纵横家的发展,我们就不会对公孙豸矍言辞之间流露出纵横家游说特有的风格感到奇怪。汉景帝时期的公孙豸矍无论在开篇的分析形势、篇中大量的夸张比喻、篇尾前景的美妙展望上都带有浓重的纵横家言辞的特色。可见文景之时,纵横家的学说不仅得到了复兴,而且有了一定程度的繁荣。③ 三 汉初纵横家的特点:随机应变 班固在介绍蒯通纵横家的著作时说:“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这里的“权变”二字很值得考究。首先看“权”字,《汉书·律历志上》:“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④这里是作为名词,相当于秤锤。《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⑤此处又作动词用,表示衡量比较。这是“权”在古代较为常见的一个意思,但是,“权”更常用的意思则含有“变”意。《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⑥可见“权”在古代常用来和“经”相对而言,后者意为至当不移的道理,而“权”则指灵活机动同时又不损害事物利益的一种变通的方法和理论。如果说“经”是一种理想的、静态的、稳定的定理和原则,那么“权”就可以理解为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必须因时因地而变动的、较为灵活机动的一种方法和策略。“权”含义中这种“变”动的意思又与它表示称量的含义有关,变动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轻重利弊的权衡,变动的方向和遵守的规则都是尽量地趋利避害。“权”字所含有的这种根据利害关系进行变动的意思,就与今天的“随机应变”非常吻合。“权变”在汉语中常常被解释为“随机应变”。⑦《汉书·艺文志》在评述纵横家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⑧这句话按照字面解释,就是纵横家施展平生所学,最好根据事情实际形势的变化采取合适的举措。只要接受和领会君主的命令和任务,也只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到达最终的目的,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君主的言辞逐条落实。达到目的是最重要的,而不必拘束于中间的途径和方法。只要于事无害,对君主的命令有所更改或者违背,都是机动灵活的表现,也都是允许的和可以原谅的。《艺文志》对纵横家的行事方式的总结和评述,实际上就与“权变”的含义非常吻合。下面我们从蒯通和邹阳的游说中挑出两个实例进行分析。 蒯通的第一次游说的对象是武信君和徐公。这一次游说活动之前,他准确的意识到:农民起义之初,作为秦朝官吏的徐公必定惧怕起义农民的浩大声势,而武信君为了兵不血刃地攻克范阳必不吝惜财宝。因此他在范阳令那里极度夸张不降的后果;在武臣那里又把强攻策略的弊端和可能遭遇到的阻力进行了夸张的描述;把接受投降的便利和因之而带来的一连串积极性的结果进行了展望。通过这样的游说,他既使得武臣不必付出巨大代价就占据了范阳,又使得范阳令因为避免遭遇险恶的结局而对他感恩戴德。蒯通成功地完成这次游说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利害关系。社会变动对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着不尽相同的冲击和影响,在把握了这些各个不同的冲击和影响之后,蒯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说服工作,在适当情况下进行了适度的夸张和欺诈,所以他的游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擅长把握当时的利害关系,可以说善“权”;在游说的时候进行夸张和欺诈而不是苦口婆心哭哭啼啼和不讲策略的直率,又可叫做“变”。 蒯通第三次游说的对象还是韩信。当时天下的形势就决定于韩信的立场,如果韩信坚定地辅佐刘邦,则项羽难逃灭亡的命运;如果韩信改变立场听从项羽派来的说客武涉,则项羽就可以消灭刘邦势力;如果韩信选择背汉但是又不投靠项羽,自立一方,则天下就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应该说蒯通支持韩信自立的愿望非常强烈,《汉书》和《史记》中都记载了他对韩信前后两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韩信终究没有纵横家那种对时势进行权衡和洞察的能力,奢望凭着自己为汉政权建立的功勋就可以保住王位,然而,韩信的下场终于很悲惨。那么蒯通对于韩信的劝说就可以仅仅归纳为“忠心耿耿”吗?答案是否定的,蒯通希望诸侯国制度的复兴,也还是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说还是出于“权”。如前所述,诸侯国的存在是纵横家得以存在和发达的原因,蒯通作为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当然希望恢复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当然愿意韩信选择第三种方案。这样一来,蒯通进可以凭着拥护和催生新兴政权的功勋享受荣华富贵,退可以在三个竞争的势力之间进行往返的游说体现价值谋取私利,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富贵。韩信诛后,蒯通在刘邦面前的表现,也可以证明他对韩信的游说基于天下形势的权衡、基于自己利益的计算,而不是出于对韩信的忠诚和报答。他选择跟从和游说韩信,是因为韩信当时势力大,可以从他那里获取富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