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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邹阳前两次上书都只能通过深层次推理方可以从中断定他纵横家的身份,那么他在景帝时期进行的一次游说活动就把他的纵横家的身份和特长表露得非常明显了。 据《汉书》记载:“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⑨根据梁王本传的记载,当时被刺杀的中央朝廷的大臣不只是爰盎一个人。梁王的问题对于景帝来说,较为棘手,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特殊和过于亲近。窦太后对梁王的宠爱使得景帝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难以处理。最后,为了最高政权的继承问题,景帝终于痛下决心,决定铲除梁王这个隐患。在这种形势下,梁王派人暗杀朝中重臣爰盎就正好给了景帝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景帝对刺杀一事穷究不止。当时的情形非常紧张,以致窦太后日夜涕泣,担心梁王难逃死罪。邹阳在齐人王先生指点下,准确地把握了窦太后一派与王皇后一派之间微妙的利害关系,利用王皇后家族正日益受宠的有利条件,达到了解救梁王的目的。这一次游说活动的成功首先在于邹阳找对了游说和借助的对象。齐人王先生和邹阳之所以最后选定王皇后一派的人,乃是基于他们对当时宫廷内部微妙关系的洞察。这就是善“权”的表现。 应该说,擅长“权变”并不是汉初纵横家之身上的新生事物,战国末期的纵横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游说国势和国情各不相同的诸侯王,正是因为他们首先就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利益得失,此为“权”;再针对各人不同的性格特点进行恰如其分的说服工作,这些说服工作过多地基于推测和假设,也往往被证明充满了欺骗和恐吓,此为“变”;而他们常常成功地完成外交游说的任务却是不变的事实,这又叫“经”。“变”化的是游说和欺骗的手段。 四 汉初纵横家的新变:融通儒学 如果说汉初纵横家善于“权变”是体现了纵横家一贯以来的本质特点,那么汉初纵横家精通或者熟悉儒学则可以看作是此学派的新变。虽然纵横家早期的代表苏秦、张仪等人更多的场合是在权衡利害、分析得失。充斥他们言辞的是形势分析、祸福转换等内容,离儒家重仁义、轻利益的精神其实很远。但是这种情况在汉初纵横家那里发生了变化。 邹阳在景帝时期的作为,笔者已经在前面进行了论述。邹阳之所以被看作纵横家,是因为他的主要思想、游说的主要内容、游说的形式都体现了纵横家的特色。但是邹阳用以游说的言辞也表明了他曾经对儒家的典籍进行过深刻的钻研,并体现了他在这方面较高的造诣。这一点向来为人所忽视,故详加考证:梁王刘武不听邹阳等人的正确建议,而听从羊胜、公孙诡错误的提议暗杀了景帝朝中的重臣爰盎等人,结果导致景帝对暗杀一事穷究不舍,形势十分危急。刘武在窘迫之中再次把希望寄托在邹阳游说和四处活动上面,以期逃过中央朝廷的追究。邹阳在王生的建议下对景帝皇后的兄长王长君进行了一番游说。在游说的开始,邹阳首先给王长君暗示了一种两败俱伤的后果。如果任由汉景帝对暗杀一事穷追不舍,梁王刘武必定难逃一死。而梁王一死,窦太后必定把怨气发到景帝外戚上面,王长君作为与景帝最为亲近的外戚和当时朝中最为得宠的人必定首当其冲成为窦太后攻击的对象。在这里邹阳实际上用窦太后来恐吓王长君。王长君自然惧怕这种后果的发生,于是邹阳就明示他应该及时谏止汉景帝对暗杀一事的追究。在提出要求之后,邹阳又详尽地给王长君分析了这种要求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王长君谏止景帝,促成兄弟同归于好,不但对王长君现实的利益大有好处,而且这种做法合乎古往今来的仁人标准、合乎人情,必可传之久远,终究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鲁公子庆父使仆人杀子般,狱有所归,季友不探其情而诛焉;庆父亲杀闵公,季子缓追免贼,《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鲁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齐桓公法而不谲’,以为过也。以是说天子,侥幸梁事不奏”⑩。邹阳在这里的游说言辞其实流露了他在《春秋》学上的造诣。邹阳在论述仁人应有的兄弟情谊和合宜的举措的时候,实际上就引用了《春秋公羊传·闵公二年》的一段文字:“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11。庆父非常残忍可恶,季子却没有深究以置庆父于死地。然而,季子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被《春秋公羊传》看成是很合宜的举措,原因就是季子的宽宥不是发生在普通的人际关系当中,而是发生在与他为同胞兄弟的庆父身上,是亲亲之道的体现。对家庭血缘关系的强调和倚重正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石,它全部的思想和理论都建立在此类家庭伦理道德之上,然后由这种家庭关系中应有的伦理道德推演到社会场合,从而得出治天下之道。《春秋公羊传》在邹阳时期并没有被尊立为“经”,说这部书是儒家经学著作自然不当,但是《春秋公羊传》被视为儒家典籍却是不需证明的,因为此书的传承以及其中的思想特色都属于儒家一派。季子宽宥庆父,得到《春秋公羊传》的称赞和肯定。邹阳就利用了《春秋公羊传》的这种思想,他认为此书体现了仁人的道德标准,既然季子宽宥庆父得到了它的肯定,就说明兄弟之间的宽宥是合乎圣人之情的,是天经地义的、是传之久远的。尽管目前景帝对暗杀一事穷究不舍,但是作为一个人,景帝终究还要遵循天地之间的常经大道;景帝也必然会按照仁人的道德标准去处理他与梁王的关系;梁王终究会被宽宥的。由此邹阳也就达到自己论述的终点和目标了:王长君应该趁早建议景帝进行宽待,以合乎仁人的道德标准,因为这是十分理性和合宜的行动,必定会给王长君带来进一步的宠信和尊宠。在这里邹阳实际上在暗示谏止追究梁事,不但不会触犯景帝而且终究会被证明是正确合宜的行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