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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纵横家融通儒家学说的不只是邹阳一人,具有这种倾向的还有公孙貜。吴楚之乱刚刚被镇压下去时,朝廷追究参与反叛的诸侯王,济北王曾参与刘濞的谋反,但是他后来临阵改变立场没有尾随吴楚叛军采取对抗朝廷的实际的军事行动。与济北王情况较为相似的齐王因为害怕汉帝追究而自行了断。济北王自然准备步齐王之后尘,此时公孙貜提出他愿意为济北王游说梁王,敦促梁王在汉景帝面前为济北王求情。根据颜师古的注解,公孙貜表达的意思主要是:由于受到地理条件限制,济北王既无能起而捍卫汉廷,又不可坐而自保不失。为了避免灭亡,为了保存实力,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先与吴王刘濞一道谋反汉廷。此举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济北王不与吴王谋反,那么吴王就会首先踏平济北之地。在占据济北之地的基础上,吴王如果再招致燕赵两国,那么吴楚反叛势力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形势也会非常不利于汉中央政权。所以济北王与吴王谋反结党,一方面是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有利汉中央政权后来对吴楚的扫平和镇压。济北王之与吴楚结谋固然不对,不符合诸侯王对中央政权应尽的责任和要求,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这种权宜之举也应该得到体谅和宽恕。更何况济北王的权宜之举对刘汉中央政权的安全和稳固不但没有损害,而且在客观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为济北王求饶的游说言辞中,公孙貜认为济北王的权宜之举可以与春秋时期郑相祭仲权时而行的行为相媲美。“昔者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12关于这一段话的含义,可以参看《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的记载。“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13《春秋公羊传》的意思完整地加以理解就是这样:祭仲是行权的典范,为了顾全国君忽的性命,为了使郑国免受宋国意在拥立公子突而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的祸害,祭仲先行与宋国作权宜的合作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在特殊情形下的权宜之举可以保全宋国,可以保全国君,而且从长计议,公子忽还可以在以后找机会重新回到郑国君主的位子上。这是《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层意思:褒扬肯定祭仲的权时而动的举措和行为。《春秋公羊传》要表达的第二层的意思是:对祭仲的行为和举措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这种行为体现了“君子”行权的原则,并且对祭仲这种高尚的行为进行赞美和肯定。祭仲在行权过程中,自己必须承受极大的压力,形象受到极大的损伤:他必须一直背着“逐君”、“听胁立篡”的黑锅和罪名。直到有一天他可以重新迎立公子忽,他才可以洗脱这种罪名。这是君子行权的第一个原则叫做“自贬损以行权”。祭仲在权且同意宋国的谋划时,虽然纳公子突为君主,但是郑国的国家利益和公子忽的性命安全都没有受到伤害。这样祭仲的权时之举又符合君子行权的第二个准则,那就是“不害人以行权”。如果在行权的过程中要伤害国家的利益或者伤害别人的性命安全,就不符合君子行权的准则。这里实际上对祭仲行权时遵守“君子”的原则进行了赞美和肯定。 不难看出,公孙貜引用《春秋公羊传》的意思是:就像祭仲行权一样,济北王权时而动参与吴王的阴谋是迫于形势压力,而且在这种权宜之举中,济北王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叫做“自贬损”。济北王在权时而动的过程中,并没有伤害刘汉中央政权的利益,实际他还在客观上为镇压吴楚之乱起了不小的作用。可见济北王的权宜之举又符合“不害人”的原则。就像祭仲的行权不合“经”一样,济北王的权时而动也不合乎君臣之“义”,然而,也就像祭仲不合“经”、“义”的行权可以对郑国、郑君大有裨益一样,济北王的权时而动亦有益于中央政权的稳固和安全。《春秋》对祭仲的行权进行记载以示肯定和赞美,在现实社会中济北王的权时而动也应该得到肯定和奖赏。正是通过这种与祭仲行权的类比和攀援,公孙貜达到了为济北王解脱的目的。公孙貜对《春秋公羊传》准确的理解,对祭仲实例恰当的选择都显示了他在儒家学说上精深的造诣。汉初纵横家对儒家学说的融通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研究汉代学术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表明汉初诸子学说之间那种互相交融、取长补短的特点。汉初的儒生往往熟悉道家、法家甚至阴阳家的思想,如贾谊和陆贾等人,这与后来的儒生排抵诸子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方面以西汉的董仲舒和东汉左雄最为著名;汉初诸子学派的士人也往往熟悉儒家学说,如晁错通《尚书》说,这实际上又开启了后来习法之吏为政过程中“缘饰”以儒学的风气。汉初纵横家通儒学实为晁错同类。另一方面,它实际上给我们暗示了汉初儒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虽然纵横家在游说过程中以“权变”为本,但却常常借重儒学。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儒学在遭到秦始皇野蛮打击以后,在汉初逐步发展兴盛起来,在社会上在政治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纵横家可以依靠儒学为自己的游说增加说服力增加分量。因此它就可以作为汉初儒学复兴的一个旁证。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儒学在西汉兴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武帝的一纸诏书,还是儒学自身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武帝尊重了儒学,还是武帝借助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儒学实现了重振帝王威势的目的! 注:①班固:《汉书·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②汉初文人习染纵横家的学说思想也可以表明纵横家的思想当时非常活跃。这其中以贾谊最为著名。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言:“贾生本用纵横之学,而并缘以仁义,固未能得其统也”。 ③汉初进行活动的纵横家尚有主父偃。主父偃受到尊崇虽在武帝时期,但其活动时限主要还在汉初。④班固:《汉书·律历志》。 ⑤赵岐:《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十三经注疏》本,第2670-2671页。 ⑥○11○13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十三经注疏》本,第2219-2220、2244、2219-2220页。 ⑦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441页。 ⑧班固:《汉书·艺文志》。 ⑨⑩○12班固:《汉书·邹阳传》。(责任编辑:唐昌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