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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09——510页。 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迁不仅极度称颂孔子作《春秋》，而且多次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载并大量引用了孔子《春秋》，这无疑为我们考清孔子《春秋》真相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和最直接的线索。《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道：“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 这段话透露：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亦即《年表序》中说的“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性，不同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春秋经》；其次，孔子《春秋》“文成数万”，规模远胜于文仅万余的《春秋经》——有人说，“文成数万”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成书于汉代，且刘歆明称《公》《谷》二传为“末师”“口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2]，《汉书·艺文志》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同前P1715）则此《春秋》断非《公羊》可知。其三、司马迁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三；唯独《左传》，恰合此数（详见拙著《〈春秋〉考论》）。这进一步证明，孔子《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当然，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界定，历代学者各有不同。有人据刘向、颜师古合《春秋经》与《左传》而称之，以此否定笔者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考“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最早出自董仲舒。其《春秋繁露·盟会要》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王道》、《灭国》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董氏是《公羊》之宗师，所述乃孔子《春秋》与《公羊传》，则此《春秋》自当指孔子《春秋》可知。（若合《经》《传》而言，亦当合《经》与《公羊传》。为何把它与《左传》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可为佐证者，《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述孔子作《春秋》及其承传时，首提《左氏春秋》，而对当时公认为《春秋经》“嫡传”的《公羊》《谷梁》则只字不提；相反，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只与《左传》密切联系的《铎》《虞》《吕》《孟》、《韩》等紧列其后。另一方面，《史记·儒林列传》述《春秋经》的授受承传，则唯提《公羊》《谷梁》，一字不及亲得 孔子《春秋》真传的《左氏春秋》。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春秋》与《春秋经》是各有 注： [1]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 班固《汉书·刘歆传·移书太常博士》[M]，中华书局，1962年版，1969页。 [3]董仲舒《春秋繁露》，苏舆《春秋复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0——141页。 承传、性质不同的两种书；《左氏传》直承孔子《春秋》，而与《春秋经》、《公羊传》、《谷梁传》异源异流。 佐证之二，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1]。这就是说，孟子曾“捃摭”《春秋》而成文。而考《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其所称所引，皆见于《左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万章下》所记与此大同小异）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佐证之三，《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1]（P1974）。说明孔子《春秋》虽依《鲁春秋》十二公而立，但内容涉及三代之史。考今之《春秋经》及《公羊》《谷梁》，内容皆仅及东周一代；唯独《左传》，遥溯三代之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P46）案前言“孔子传《五帝德》《帝系姓》”，后言《春秋》“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可证孔子整理研究过五帝以来的史料，并将其运用于《春秋》之中，则“运之三代”洵非虚语。 佐证之四，《论语》中至今保存有《左传》中的大量史料乃至其中某些细节片段，如：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字子反）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众所周知，《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而《论语》又成书于《左传》之后，所以既不可能是孔子引用《左传》，也不可能是《左传》抄自《论语》。唯一可通的解释就是司马迁说的孔子向门徒讲授自己所作的《春秋》——“口受其传旨”时所说，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吧。还有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论语·颜渊》）此语同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言诸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案刘正浩先生引刘申叔语曰：“左氏即存孔子所笔削之史记旧闻而为传……故《左传》成书虽在孔子之后，其中文词，辄为孔子所引述，有载于《论语》中，此其最为昭著者也。”[2]刘氏认为它出于“史记旧闻”，然《国语》同载此史料，却并无此语。可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乃出自孔子。 [注] [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M]，商务印书馆，86页。 此外，我们从《左传》与《论语》、《左传》与《国语》的对比中，亦处处可以看出《左 传》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文法修辞等诸多近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详见拙著《〈春秋〉考论》）。这一切，无不证明《左传》的主体部分出自孔子《春秋》。唯其如此，司马迁才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不说“左丘失明，厥有《左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部分外证（此外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礼记》等秦汉典籍所称引的有关史料，无不证明这一事实——详见拙著《〈春秋〉考论》）。笔者更从《左传》全书的割裂拼凑之迹中，找到了左丘明“具论其语”——改编孔子《春秋》的翔实内证，下文将具体有力地印证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