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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丘明“具论其语”考 既然左丘明是据孔子《春秋》“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那么，孔子《春秋》原貌究 竟如何？左氏又是如何“具论其语”的？今天，尽管我们没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孔子作《春秋》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先秦到两汉，都曾被人们广为称颂并征引，因而，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前文已提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孔子作《春秋》时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注] 从司马迁、董仲舒、《淮南子》作者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而《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二者如此吻合一致，由此不难推断，《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出自孔子《春秋》。当然，我们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下断语，而是因为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比如并不“圣化”孔子者如韩非子，其《外储说左上》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攻原之事，亦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并不见记载），说明孔子曾亲自收集并记载过今见于《左传》的史料，这再次为我们提示了孔子所作《春秋》与《左传》之间的内部联系。 考察《左传》所书“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史实，基本笼盖全书，组成全书的主体内容与叙事框架，前有伏笔，后有呼应，相互联系，构成有机整体。举例来说，《左传》闵 公元年写晋灭耿、灭霍、灭魏事，作者同时写了封赵氏耿、毕万魏的情节：“晋侯作二军，公 [注]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上海：上淮书店，1986年，149——150页。 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并刻意构写了毕万占卜的情节，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很显然，这是为后面写“三家分晋”作预示。对照《国语·晋语》同样记“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封赵氏耿、毕万魏及魏氏占卜之事。可见它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我们不难推测，《左传》的这些史实可能是孔子另据其它史料所增写。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并特增饰毕万占卜的预言，为书的后半部分写魏氏主晋政作伏笔。从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由此亦可证《左传》全书的叙事部分具有完整严密的统一构思，出自孔子之手。 那么，左氏“具论其语”时对孔子《春秋》究竟作了多少加工改造？《左传》中那些出自左氏，那些出自孔子《春秋》？如果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搞清《左传》的成书，更重要的是，孔子《春秋》原貌也由此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 要考清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从《左传》中拼凑割裂之痕特别明显的地方找到突破口，从中探究左氏改编孔子《春秋》的特点、规律，即探寻其编撰的“凡例”。 翻开《左传》，一开头就是一段无经之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里没有写编年的年号，没有四季时序，且从惠公写到隐公、桓公的出生，及隐公的即位，历时数十年。这段文字之后，接着才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向我们透露：（一）《左传》开头虽从隐公落目，却未按编年体例来写。如果作者有明确的编年意识，则一开始就应书“元年春”，而后用“初”字，将惠公时事用倒叙笔法来写——而这本是《左传》中习见的手法，如隐公元年写“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作者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深思的。（二）这段文字虽置于“隐公元年”之前，但却已提到“桓公”，并说“隐公立而奉之”。显然这是为揭示桓公与隐公之间矛盾而书。按其文意推测，下文当接“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见《左传》隐公十一年）。这说明，从内容上来说，作者也没有按照编年来写。（三）再看纪“元年”，及释《经》文字“不书即位，摄也”云云，与前面的叙事部分隔裂并抵牾。前文明明说“隐公立”，纪元年、称君号、行君事，怎说是“摄”呢？这一切无不显示，《左传》开始并不按编年来写；其纪“元年”及解经文字与叙事部分游离，风格不统一，分明是后人插入。 纵观《左传》全书分年，处处留下生硬割裂之痕。如： 鲁庄公十八年：“……冬，巴人因之以伐楚。”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从逻辑上说，“伐楚”与“楚子御之”当是同时发生的事。原文当是“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左传》 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书：“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成公五年一开头就是：“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以上这些都是原不可分而后人强行分年，而导致破句及叙事不完整的的典型例子。 有人认为《左传》的分割编年是杜预所为，然而细考其实，并非如此。如《左传》僖公七年文：“……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八年文：“（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这段文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只有删去括号里的这段解经文字“八年春……郑伯乞盟，请服也”，则“襄王定位而后发丧。”才能与前一年文“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衔接。不难看出，这段解经文字是为依经立文而强行插入，它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硬伤”。同样的例子如： 《左传》僖公四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五年文：“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 从行文文意看，僖公五年的“筑蒲与屈”，本紧承上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氏却将其分割在两年里，使这段文字显得突兀。显然，从“五年春”至“以杀大子申生来告。”皆后人插入的解经语。从“而书，礼也”来看，分明是为解释原《春秋经》的书法（今《春秋经》不见，是断简所致）；而“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更明显是为解释《经》文所书“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所加。案《左传》僖公四年传文中已写了晋献公大子申生被逼自杀事：“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可见太子申生是自缢，而非被“杀”。则五年所加的解《经》语，不仅与前文重复，而且相互抵牾。无疑出自后人。 这再次有力地说明《左传》的分割编年不是杜预而是左氏所为。 联系前面所举，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春秋》原不按编年来写。分割编年，乃左氏所为。由此，可初步得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一：按照《春秋经》的编年体例，分割孔子《春秋》。 考察《左传》全书的分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孔子《春秋》原有年代记载的，左氏按原文机械分割。如桓公七年书：“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桓公八年书：“八年春，灭翼。” 文公十年：“厥貉之会，麇子逃归。”文公十一年书：“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这些年代记载皆原文不可或缺，非左氏插入。 另一更普遍的情况是，原文记事年代不明确的，左氏则插入解经语，借以标明年号。上文所举的僖公五年、八年的开头，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又如桓公三年书：“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桓公四年书：“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这里的“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正是左氏抄自《经》文“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而插入。 左氏还有将一事分割于数年中的，如晋献公清宗室之事，就分割在了庄公二十三至庄公二十六里。顾颉刚先生曾附和刘逢禄等人的“刘歆伪造说”，归纳出七条“改造”之途，其中有两条是：“本无年月日而勉强为之安插者（例如楚武王、文王时事—原注）”。二是“本为一时事，而分插入数年中者（如曲沃并晋时事）。”这说明，“今本《左传》系由原书改造而成”，[1]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问题只是原书系谁创作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