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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春，遂城而居之。宋人执藤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秋，卫人伐邢……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案：“春，遂城而居之”本与上年传‘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连为一传，而“初，梁伯好土功……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则紧承其后。推测孔子《春秋》原文当为：“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很显然，这本是十分连贯的一段记事。左氏为什么将其割裂开呢？原来本年《经》末有“梁亡”之文，左氏为依经立文而将其割置于文末，并在前面插上了解经语：“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以致前后重复，头绪零乱。 由此可见，在割裂孔子《春秋》而分年的基础上，为依经立文而重新排列史料，这是左氏“具论其语”的又一重要改造途径，姑称之为“凡例”之三。 “凡例”之四：插入解《传》语。 左氏除了对《春秋经》进行解释以外，还对孔子《春秋》的叙事文字也进行评论或补充说明，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加上“解传语”。 如隐公元年书：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其“公弗临，故不书”“ 不见公，亦不书”，皆承传而发。不过，其目的却为解经。经生迂儒往往吹嘘其为“《春秋》大义”所在的，但实际上多为谬说。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君子”的评论，情况较复杂。其中有些属于解经语，疑出自左氏。如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据《左传》桓公元年的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事实应是先有好色之心“而后动于恶”。至于“先书弑君”，只是因为君比臣地位更重要而已。所以这段解经语，只能看作左氏的主观臆测。 但有的“君子曰”直接由史料改造而来。如文公二年关于“跻僖公，逆祀”的一段“君子曰”，在原史料中是“有司”之语（见《国语·鲁语》），有的学者指出：“这种体裁是先秦史家所共有”[1]。既然“君子曰”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那么孔子写《春秋》时，为了更好地“窃义”，借用“君子曰”的评论来突出表现他的政治观念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必要的。郑良树也认为“君子曰”“非后人附益”。 [2]对孔子作《春秋》推崇备至、并且以之为典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妨照了这种形式，只是把“君子曰”改成了“太史公曰”，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孔子的写作方法。 其五、左氏对孔子言行的插笔和后人续笔。 除了以上所述，在《左传》中，还有如“仲尼曰”“孔子曰”之类的议论。 如：“是会（指践土之盟）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孔子解释《春秋经》的话。它与前文并不衔接，分明是左氏为释《经》而插入。还有少量的“孔子曰”大约出自门人后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将全书的“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情况列表统计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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