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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和谐 【主持人语】 近半个世纪中国的治国理念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建立和谐社会”便是这一变化的中心内容。“和谐社会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世界从冲突走向和平，从冷战走向对话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治国理念中的具体体现。 西方文明的传统更多的是强调冲突和斗争；而中国文明的传统则更多强调对话和和谐。在西方的传统中，神人二分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神是造物主、立法者、审判官和救世主，宇宙万物包括人都是被上帝造的，自然、社会和道德律都只能按照上帝定下的法则运转，世界上任何行为都被上帝的眼睛记录下来，以备世界末日时上帝的审判或救赎之用。所以西方人信仰上帝、醉心于探索或遵循法则、接受洗礼（到教堂洗去身上的“原罪”）、死后等候上帝帮助复活，这些都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中国人信仰的是天人合一，天地代表宇宙万物及其规律，良心代表个体生命和伦理道德，但两者是合一的，即“天地良心”。西方人相信上帝为宇宙万物制定和谐，但上帝与宇宙万物之间却不能实现和谐；中国人相信宇宙万物之间存在自然的和谐，是天、地、人之间共同演化而成的和谐。所以西方人强调要实现和谐必须依赖像上帝这样的绝对外在的神圣者，如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和上帝赋予人内在的道德律。而中国人强调要实现和谐必须依赖人的内心的自省。从这种比较关系来看，在创建和谐社会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中西两种文化皆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怎样扬长避短，发挥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的客观因素，是我们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故此，本栏目每期拟请两位海内外学人，就其共同关心的“和谐”总议题下的某个子议题展开对话。和谐是天下大事，理应天下人议之。 单 纯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反思 牟钟鉴 安乐哲 ———牟钟鉴、安乐哲对话录 对话人：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下文简称牟） 安乐哲（Roger Ames，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富布赖特”北京大学教授，下文简称安） 主持人：单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下文简称单） 时 间：2006年12月10日15：30-17：30 地 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牟：世界上有很多误解，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国家。 单：牟老师说中国人有一个敬天祭祖的信仰体系，老百姓都信奉这个，尊重自己的祖先嘛。 牟：我似乎听说美国最近有一个概念叫“公民宗教”，中国的敬天祭祖教略约近之，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基础性信仰，意思是说就个体而言，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全民则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它又不是国教，有很大的包容性，与社会礼文化交融在一起。 安：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我认为一定要把西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和中国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区分开来。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是社会性的、是家庭性的，（牟：它没有教会）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永远存在的、创世的主宰。 牟：中国的主体信仰不强调惟一的创造主，但中国的宗教也有超越性，所不同是它是多神的，天和民、神和人是一体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东西方对“超越”这个词的理解是有差别的。 安：看怎么理解。如果把“超越”看成是一个阴阳性的词，意即如果从汉字语境来理解“超越”这个词的话，它就脱离了其本意。在西方，“超越”一定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就是柏拉图谈的那个“绝对理念”。 牟：按照你的理解，中国宗教中的天神就不完全符合“超越”了，只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的最高神祉才符合这种绝对的“超越”意义。 单：所以，这三个相关联的宗教被称为“亚伯拉罕信仰系统”。 牟：最近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翻译了美国宗教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这本书。其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对我很有启发的重要观点。他说，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在一个宗教模式里成长的。虽然在他们的移民社会里有很多宗教，但对每一个人而言，只能信仰一种宗教或者一个教派。他说，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都是“宗教的混血儿”。因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否宣称信仰某种宗教，或者不信教，在其身上，我们都能见到佛教、道教，包括鬼神、天命等传统信仰的影子。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说法。（安：在西方，基督教分为许多不同的派别）教徒不可以同时信仰不同的派别。（安：绝对不可以）譬如说，“我”是逊尼派的教徒，就不可以再信仰什叶派。 牟：在中国就没关系，老百姓几种宗教可以同时共信，教派之间界限也不严格。（单：还是很宽容）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宗教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不能说中国没有宗教。 单：毛泽东时代，我们强调阶级斗争，学习前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开始大力提倡要建立和谐社会，实际上，“和谐”这个理念就又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家比较认可的有价值的议题上来了。我想在海外、国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会有很多共鸣的。 安：在当下的中国谈和谐，成为一个表达政治态度的招牌了。正如你所说，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我们转了一个圈子。事实上，如果我们谈论《中庸》，谈论《大学》，或者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和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按照我的理解，“和谐”是一个审美性的范畴。而处于其对立面的“冲突”，则并不是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对抗，而是彼此关系性的一种缺失。You know aesthetics has sensibility（单翻译：审美带有感觉和体悟的性质），我们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性的、生态性的存在，彼此之间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先天存在某种关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人类之所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关系不够和谐，或者说和谐的程度不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缺乏教育和相互了解。 单：你这个逻辑近似西方神学家证明上帝是万能的时候所采用的逻辑。当面对“既然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为何世间还有恶的存在”的质疑时，新托马斯主义者的解答是，恶的存在并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恶是善的缺失，它本身不能独立存在。 安：这里的“恶”是一种浪费（waste），如果从审美性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创造最完美的、最全面性的一个实在。“恶”（evil）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是一个善的“缺失”（absence）。 单：回到你的议题上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冲突是和谐的一种缺失。 安：是的。我之前演讲的时候也提到过，如果把西方和中国相比较的话，西方哲学很早就完成了从智慧到知识的转变，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使用Philosophy（哲学）这个词语的人，Philosophy的本意是“爱智慧”，虽然毕达哥拉斯对其有一个抽象的、科学性的规定，但由于毕达哥拉斯同时也是一个宗教领袖，他非常欣赏音乐，他还是一个社会政治改革者。因此，从总体上看，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用“爱智慧”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是毕达哥拉斯之后的Plato（柏拉图）、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却一直将Philosophy（哲学）引向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念，他们成了Philosopher（追求知识、真理的人）。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结合在一起之后，基督教的终极实在就成了一个抽象的、完全不变的上帝。一直到达尔文，他为了打破形式主义（Formalism，即哲学中的绝对理念和宗教中绝对存在的上帝）的禁锢，发起了一场对西方哲学内部的激烈的变革。所以，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攻击那个抽象的、永远存在的“形式”（Form），或者叫“Idea”，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背后的存在”。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西方哲学追求的不是本源意义上的“智慧”，而“智慧”才是跟和谐紧密联系的。西方哲学只看到一个抽象性的、客观性的对象，那是“同”，不是“和”，是“同而不和”，西方哲学的终极目的也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同而不和”，其“和”也是为了“同”。 中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传统，西方的系统哲学教育是从大学开始的，而中国则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现在看来，中国哲学在解决“修身”这个问题上是没有问题的，在解决“齐家”这个问题上也还可以，在解决“治国”这个问题上发挥得越来越好，只是还没有到“平天下”的境界。“平天下”是21世纪人类必须要解决的课题，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时代已成过去，如今一筹莫展的小布什政府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目前，无论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还是从一个“唐人性”的中国的立场来看（单：唐朝是一个体现“天下”精神的中国式的“全球化”概念，所以称唐太宗为容纳各族各姓的“天可汗”），全世界共同谋求和谐的时刻到来了。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就昭示了一种“协和万邦”的新气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无论是WTO，还是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它们都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用来孤立其他国家，把它们自己发展起来。可是，中国没有遵循西方的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所以包括非洲在内的许多国家，它们都在观望中国的发展，因为它们不愿意受西方hegemony（霸权）的控制。所以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人来中国的时候，记者很直接地问他们，中国要利用你们，你们不知道吗？他们说，没错，中国需要我们的支援，可是我们也需要中国，中国是个有潜力的市场，是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帮助的关系。不像美国，美国只会利用我们，却不会帮助我们，甚至还歧视我们。可见，对他们而言，他国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如果从Geo-Political Order（地缘政治秩序）的角度看，未来的十年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第一，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第二，在政治上，从国际名誉的角度来看，正如刚刚谈到的非洲等国家，谁都喜欢中国，不喜欢美国，因为跟中国做朋友的话，对自己有益处；跟美国做朋友，则要受到“如果你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小布什语）这种“排中律”的威胁，这不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态度，这是一个“同而不和”式的态度；第三，中国文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在文化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还未产生大的影响，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学还只是一个中国性的文化，不是世界性的。 单：赵启正曾经说过，中国现在是经济增长，“文化赤字”（culture deficit）。 安：我认为说得不错。按照中国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们要充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就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随之发展；未来十年内，中国的文化一定会越来越有影响，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承担起“平天下”的责任。谈和谐是很有必要的，我刚开始的时候说“和而不同”不是惟一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在一方面，我们需要“和”，可是有一些事情也需要“同”；我们需要“礼”，可是有的时候也需要“法”。西方共有三种宗教，每种宗教都认为自己信仰的真理是惟一的，正是因为这样，彼此之间才有了冲突和对抗，面对这样的问题，法律是必需的。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如果把美国看作是一个世界的话，这其中的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礼”，但我们还需要一个constitution（单翻译：一个共同的法制）。所以，我个人认为，要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和谐，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联合国。我们应该多支持联合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联合国就代表了“法”，它是一个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其他的重要角色还有International Court（国际法庭）, Kyoto Accord（《京都议定书》）等。所以我们不要太理想性地而是要具体性地谈和谐问题。 单：你的意思是，对中国来说，谈和谐更具有战略性的重要地位？ 牟：我很认同安先生所讲的，特别是您刚开始谈到的从审美的角度来把握“和而不同”。我的理解是，人类要追求一种美好的、一个合理的、幸福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认为世界早就从野蛮走向了文明这样的观点，这里先抛开有文字等文明要素不谈。我认为直到现在，世界还处于野蛮的状态，没有达到文明。即便有的话，也是在某些国家内部，在某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从世界范围内（“天下”）看，现代人要比原始人还要野蛮（安：说得不错），就是可以拿更好的武器来屠杀人。现在如果要杀人，要比原始时代效率更高。核武器的威胁依然存在，族际冲突、宗教冲突年年都在发生。我也在常常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即中国儒家的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这个目标在中国也还没有实现，我们还在不断追求。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在处理“天下”问题，也就是在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采取睦邻友好、协和万邦的政策。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太大的侵略战争，就是因为遵循了儒家的这条原则。儒家有“天下一家”的观念，就是说整个世界像一个大家庭，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是近一二百年来，工业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占了主导性的地位。客观地来说，这种工业化的西方文明有其自身的优点，这些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换句话来说，西方文明有其普世性的一面，按照杜维明先生的理解，至少民主、自由、平等、理性、人权、法治这几条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都应该朝着这方面努力。应该说，西方文明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形成了较为成功的模式，但“天下”的问题，西方现有的文明处理不好。应该说，现今世界是由西方主导的，造成当下这种并不十分乐观的局面，西方国家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我认为至少有三点：第一，在思想层面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上，达尔文主义是划时代的，我们得承认它的贡献；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把生物学的规则用在人类社会上就要出问题。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这种观念还在支配着西方一些政治家的头脑。认为“我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就应该享受全世界最多的资源以维持一种最好的生活”，别的民族和国家是从属性的。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天下一家”的思想，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在起作用，强调竞争，竞争是应该的，但弱肉强食就不应该了。第二，在信仰层面上，您也提到了，就是西方一神教的独尊性和排他性。现在基督教世界里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也在反省，要打破这种传统。但也有相对保守的一部分人，比如基要派（Fundamentalists），还在坚持“基督以外无拯救”；还有一种情况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信仰传播到全世界。如果不被接受，就要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别人接受，这就不容易尊重他人的信仰。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斗争最激烈的几个宗教，它们都是从亚伯拉罕系统这一个根源里出来的，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如果一神教不改革、不调整，它就容易采取强烈的排他性手段。这种斗争在多神教的地区不明显，不突出，包括在印度教内部，包括在中国（我认为中国人是个多神信仰的民族）。虽然小布什没有明确表示，但我感觉他的思想、心理有一个基督教的情结，即“我”是上帝的“宠儿”，“我”有责任解放全人类，有这样一个思想在支配着他。第三，在政治层面上，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强权政治。简而言之，就是政治没有道德可言：强者为王。我认为正是这三点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斗争哲学、“贵斗”哲学占了上风。后来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立，这基本上是在西方“贵斗”哲学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它是为了广大无产阶级、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奋斗。我一直在思考，阶级之间有对立，有斗争，有没有可以协调的共同利益？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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