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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旭东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述清初北京的“中元”云： “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连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锦纸扎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度。”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清末京城“中元”活动： “中元日各寺院制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长至数丈者。 “……各寺院设盂兰会，燃灯唪经，以度幽冥之沉沦者。 “运河二闸，……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  放河灯（资料图：图源网络） 认真研究节庆活动的资料还寥若晨星 中元是道教的称呼，依佛教术语当叫盂兰盆节，更流行的说法则是鬼节，其时为阴历七月十五日。清末距今尚不满百年，但这种喧闹的节日场面距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已颇遥远，几已化作历史陈迹了。不过，半个多世纪以前，七月十五日的热闹景象几乎遍及全国。随手翻开《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各地“岁时民俗”一目下七月十五日十之八九有节庆活动，北到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南至海南省的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临高、感恩诸县都能见到它的踪影。每逢此日，诣先茔祭扫、挂钱、放河灯、作“盂兰会”则是少不了的内容。 这样一种全国性的节庆自然不会逃脱民俗学家乃至史家的注意。但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介绍节庆活动的书籍、辞典虽多，加以认真研究的却寥若晨星。各种介绍内容繁简有别，实质大同小异。不外乎先叙佛、道经中的依据，次举史例，后接不同时期的节庆记载，只有事实的罗列，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或是中国学者熟视无睹、罕加深思的原因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编按：太史文著《中国中世纪的鬼节》）则展示了一位当代美国学者对这个古老的中国节庆的理解。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中译版（资料图：图源网络） 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本书作者身居大洋彼岸，可谓隔岸观火，从局外人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作者心中盘旋的问题是中世纪（书中主要指唐代）鬼节在世间影响有多大？是不是仅庶民百姓才过此节？在不同背景的人眼中鬼节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久行不衰？这位旁观者不仅希望了解“是什么”，更想知道“为什么”。后者恰恰是局内人关心不够的。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译者序言此书连导论、结语共分八部分。导论既概括了全书主要内容，也阐明了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与思路。首先综述鬼节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及东亚流行情况与鬼节的多重意义，进而提出对中国社会中宗教形态的认识。作者采用了社会学家杨庆堃首倡的分析框架，即将社会中的宗教区分为“制度型”与“扩散型”两种，并加以修正来为鬼节定位，视之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由此引出对资料性质的关注，强调不同资料的价值，突出视角的多样性。最后由揭示宗教形态转到具体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如果说前一部分是以社会为背景分析宗教的话，这里则是立足于具体宗教来阐明它与社会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核心见解是不应过分夸大中印宗教间的根本差异，无需过多纠缠于起源问题，而应把中国佛教，乃至鬼节视为一环环相扣，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换言之，研究思路应从偏重历时性与发生学考察，转向对现象内涵做共时性的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